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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reiburg 裂开之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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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停的时候，我已经站在机场出发大厅了。
那38%的股份，我最终没有留。找了律师，办了转让，折成现金存进账户。亲戚们说我疯了，说那是妈妈拿命争来的东西，我凭什么拱手让人。我没解释。他们不懂，那些纸曾经被撕碎过，又被胶带粘起来，粘得皱皱巴巴，妈妈手腕上缠钥匙的痕迹与其一样，我不想再看见它们了。
走之前，我去了一趟老房子。书房的地毯换了新的，但墙角那面书柜的背板还有一道裂缝，是那年妈妈砸书时撞出来的。我把那本粘好的诗集放回书架上，放在她最喜欢的那套《杜诗详注》旁边。诗集里我补的那句诗还在，墨迹已经干透了。
等妈妈走了，我要出国。
现在妈妈真的走了。而我站在这里，手里捏着一张去德国的机票。
登机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廊桥。没人来送我。爸爸那边听说又有了新的家庭，新太太生了个儿子，他在朋友圈发过满月酒的照片，笑得和当年教我打高尔夫时一样。我没点赞，也没拉黑。只是把他的备注名从“爸爸”改成了全名，现在，我删掉了一个不再联系的客户。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靠着窗，看着地面的灯光一点一点变小，最后融进夜色里。邻座是个德国老头，戴着老花镜看一本很厚的书，偶尔翻页的声音很轻。空姐过来问要不要饮料，我要了一杯水，捧着纸杯，指腹摩挲着杯壁上的纹路。
我突然想起来，妈妈以前喝茶用的那只杯子，杯壁上也有类似的纹路。她躁期的时候摔过那只杯子，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买了一只一模一样的。我一直没问她，她也从来没提。
飞机落地的时候，法兰克福在下雨。和葬礼那天一样大的雨。
我拖着行李箱走出航站楼，雨水顺着檐角淌下来，砸在地面上，溅起细碎的水花。我站了一会儿，然后打开手机，看了一眼之前定好的行程——先去Freiburg，语言班已经报了名，房子也租好了，是WG里的一间，室友是个学物理的德国女生，叫Leonie。
火车从法兰克福开到Freiburg，要两个多小时。我靠在窗边，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城市的灰色慢慢变成黑森林的墨绿。山丘连绵，杉树密得像竖起来的笔锋，山顶笼着一层薄雾。车厢里很安静，对面坐着一个老奶奶，怀里抱着一只猫，猫闭着眼睛，呼噜声隐约可闻。
我突然觉得，这种安静是我从来没拥有过的东西。
小时候家里不安静，爸爸的训斥声，妈妈的哭声，股票软件的提示音，阿姨在厨房炒菜的油烟声。后来家里更不安静，妈妈躁期时的喊叫，东西砸在地上的碎裂声，她自己跪在地上哭的时候，指甲刮过木地板的刺耳声响。
而现在，只有火车碾过铁轨的节奏声，和猫的呼噜声。
我闭上眼睛，第一次觉得呼吸不用掐着秒表。
Freiburg比我想象中要小，也比我以为的要安静。
石板路在城中有轨电车的轨道间蜿蜒，路边是整排的悬铃木，叶子被秋风吹得半黄半绿。我住的地方在Vauban区，一栋浅黄色的老楼，楼梯间有股旧木头和清洁剂混在一起的气味。房间不大，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窗户朝东，早上能看见远处的山。
Leonie帮我把行李箱拎上三楼，用带着口音的英语说厨房可以随便用，但冰箱第二层是她的，不要动。她头发很短，穿着一件印着“Freiburg im Breisgau”的旧T恤，看起来比我大两三岁。我点头说好，她看了我一眼，忽然问：“你多大？”
“十九。”
“一个人来德国？”
“嗯。”
她没再说什么，只是把钥匙放在桌上，说了一句“晚上暖气会有点响，别害怕”，就回了自己的房间。
我坐在床边，看着窗外。天已经暗下来了，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有人牵着狗从楼下经过，狗绳上挂着一个小灯，一摇一晃的。远处教堂的钟声响了六下，声音沉沉的，穿过湿冷的空气传过来。
我打开行李箱，把衣服一件一件挂进衣柜。最底下压着那本我写满字的笔记本，就是以前记妈妈病情的那本。我拿出来，翻了几页，看到自己写的那些日期、那些症状描述、那些凌晨三点睡不着时记下来的破碎句子。
字迹从工整变得潦草，又从潦草变得几乎无法辨认。我合上本子，塞进行李箱最里层，拉上拉链。
我觉得自己也快要病了。
语言班的课在上午，周一到周五，每天四个小时。
班上十几个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西班牙的、日本的、叙利亚的、土耳其的。老师是个Freiburg本地人，姓Schwarz，头发花白，说话语速很慢，发音清晰，大家都打趣说他之前干过播新闻。他上课的时候喜欢站在窗边，阳光打在他身上，粉笔灰在光束里飘浮。
我德语不差，小时候妈妈请过家教，但真正说起来还是磕磕绊绊。Schwarz先生让我们做自我介绍，轮到我时，我说我叫盛景则，来自中国。他说：“Jingze，这个名字很好听，有含义吗？”
我想了一下，用德语解释：“静，是安静。则，是规则。”
“安静的规则，”他点点头，“是个好名字。”
这样好解释，他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吧。
下课后，我通常会去市中心的书店坐一会儿。Freiburg的明斯特大教堂旁边有一家老书店，叫Wagner’sche，地板走起来咯吱咯吱响，二楼有一排靠窗的位子，正对着教堂的尖顶。我有时候翻翻画册，有时候就坐着发呆，什么都不想。
这种什么都不想的状态，对我来说是很陌生的。以前脑子里永远在转：妈妈的药吃了吗，今天是什么期，她睡了吗，她哭了吗，我应该说点什么才不会刺激她。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没有需要照顾的人，没有需要防备的巴掌，没有需要分析的两条路。
空荡荡的，我的身体像一间搬空了家具的房间。
Leonie有时候晚上会敲我的门，问我要不要一起吃饭。她做饭很简单，面包、奶酪、番茄汤，偶尔会烤一个蛋糕，甜得要命。我们坐在厨房里，她吃她的，我吃我的，偶尔聊几句。她问我为什么要来德国，我说因为便宜，而且妈妈以前说过，Freiburg是她最喜欢的城市。
“她来过？”
“没有。她只是在一本书里读到过，说这里阳光最好。”
Leonie咬了一口面包，若有所思地说：“那你来了，她算不算也来过了？”
我没说话。窗外又下起了雨，Freiburg的秋天总是下雨。
到Freiburg的第三周，我在市政厅的公告栏上看到一张海报。
是一则画展的预告，在城外的一个私人画廊，展期只有三天。海报上没有太多信息，只印了一幅画的局部——一片深蓝色的水面，水上浮着半片叶子，叶子的脉络被画得极细。角落里签着一个名字，中文的拼音：Ling Yi。
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
这是sun，sun，我喜欢了很多很多年的画家。
最初喜欢他，并不是因为画，而是因为那种笔触。那种细腻的笔触，让我觉得很安稳，现在让我想起妈妈以前教我写毛笔字时说过的话
“你下笔的时候不要太用力，但也不能太松，要找到那个刚刚好的力度，要找到牵着一根随时会断的线的感受。”
画上的那片叶子，就是这种力度。
我把海报上的地址拍了下来。
画展在周六。
我起了个大早，坐有轨电车到终点站，又沿着一条林间小道走了二十分钟。画廊藏在杉树林后面，是一栋白色的老房子，门廊上挂着一块小小的铁牌，刻着画廊的名字。门口没有人，门半开着，里面很安静，只有木地板在脚下发出的轻微声响。
展厅不大，分成三个房间。画也不多，大概二十来幅，全是小幅的，最大的也不过A3纸的大小。主题很统一——水面、叶子、影子、裂缝。每一幅都画得很慢，颜料一层一层地铺上去，有些地方厚得如凝固的眼泪，有些地方薄得近在咫尺。我沿着展线慢慢走，在第一幅画前停了很久。
那是一张几乎全黑的画，只在右下角有一小片光，光里浮着一只蜻蜓的翅膀，透明的，翅脉清晰得像解剖图。翅膀的边缘有一道裂口，裂口处被画得很亮，是光从那里漏进来的。
我忽然想起妈妈的病历本上，医生写的那句话：“患者存在明显的认知裂缝，建议持续观察。”
裂缝。
妈妈的情绪里有裂缝，我的记忆里有裂缝，被粘好的诗集上有裂缝，被砸过的书柜背板上有裂缝。而这个人，他把裂缝画在了蜻蜓的翅膀上。
“你喜欢这张？”
声音从身后传来，很轻，带着一点沙哑，是中文。
我转过身。
他就站在两步之外。
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毛衣，袖子挽到小臂，露出一截细瘦的手腕。他很瘦，瘦得颧骨的轮廓很清晰，眼睛却很亮，是一种和画上那道光类似的亮法。头发有点长，搭在额前，被走廊里的风吹得微微晃动。指尖有一点颜料干涸后的痕迹，洗不掉的青灰色。
他就是sun。
也是ling yi。
我愣了一下，然后点头：“嗯。”
他没有追问，只是走到那幅画旁边，伸手把画框扶正了一点。动作很自然，我注意到这是一种不经意的习惯。画框本来就正着，但他还是扶了一下，好像这是某种不需要思考的仪式。
我看着他的背影，没有说话。
其实很想哭，异国他乡遇到了同国人，更何况我仰慕了他很多年。
展厅里很安静。窗外杉树林的风声穿过墙壁，变成一种低沉的、持续的嗡鸣。
他扶完画框，把手收回来，插进毛衣口袋里。他靠在墙上，看了我一眼，目光从我脸上滑到那幅画上，又滑回来。
“你一个人来的？”
“嗯。”
“从哪儿过来的？”
“市中心。坐电车到终点站，走了一段路。”
他点点头，目光落在我脚上沾着泥点的鞋上，从那里读出了什么。他没再说话，转身往第二个房间走。走了几步，脚步顿了一下。
“第二间房有椅子，”他说，没有回头，声音在空荡荡的走廊里散开，“可以坐一会儿。”
语气很随意，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反而让他说出一种关心。然而只是陈述一个事实——这里有椅子，你可以坐。
我觉得他很亲切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框里。
灰色毛衣，瘦削的肩胛骨，走路的时候左脚比右脚重一点点，受过什么旧伤。
我低下头，又看了一眼那幅画。蜻蜓翅膀上的裂口，被画得很仔细，仔细到不像是在画一个伤口，而是在画一扇窗户。
裂开之后，光才能照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