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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子 她从未想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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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休整一段时间后，倪战接到了新的任务——赴瓦乌维和。
他坐在营地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张任务通知书，白纸黑字，写着他的名字、他的部队编号、他的任务地点、他的任务时间。他看着那张纸，看了很久，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请假条。请假条他已经写好几天了，字迹工工整整的，一笔一划的，像学生练字一样认真——“尊敬的领导：本人因家中孩子入学，申请请假一周，望批准。”他把这张请假条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把它折起来，塞进了抽屉最里面，压在那本他已经翻烂了的《维和行动手册》下面。
他拿起笔，在任务通知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孩子上幼儿园那天，武汉下了入秋以来的第一场雨。
雨不大，细细密密的，像一层薄纱罩在整个城市上空。小海撑着伞，一手牵着妹妹，一手牵着哥哥，站在幼儿园门口。哥哥背着一个小小的蓝色书包，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妹妹背着一个粉色的书包。
“妈妈，我不想上学。”哥哥站在门口，仰起头，看着小海，眼睛黑亮亮的。
“妈妈，我陪哥哥。”妹妹站在另一边，看着小海，眼睛也是黑亮亮的，但没有红，嘴巴也没有瘪，她很淡定，像她爸。
小海蹲下来，蹲在两个孩子面前。她伸出手，把哥哥的小书包正了正，又把妹妹的小衣领顺了顺。然后一手一个，把他们搂进怀里。两个孩子的身体是热的，温热的，像两只刚出笼的小包子，贴着她的胸口，贴着她的心脏。她的下巴搁在哥哥的头顶，嘴唇贴在妹妹的额头上，闭上了眼睛。
“哥哥要照顾好妹妹，”她说，声音很轻，轻得像风，像桂花树上飘下来的一朵花，“妹妹也要照顾好哥哥。妈妈会想你们的，好好跟老师学本领，放学在门口等着你们。”
哥哥没有说话。他只是把小汽车握在手心里，握得很紧。
小海松开他们，站起来。老师走过来，牵着哥哥的手，又牵着妹妹的手，把他们领进了幼儿园的大门。哥哥走了一步，回过头来，看了小海一眼，嘴巴动了一下，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然后转过头，跟着老师走了。妹妹没有回头看看妈妈，嘴巴瘪了瘪，眼泪在眼眶打转。她对孩子们挥挥手。
她站在幼儿园门口，撑着伞，看着两个孩子消失在走廊的尽头。雨还在下，细细密密的，落在伞面上，沙沙的，像春蚕在吃桑叶。她的眼眶红了，然后转身流下了分离的不舍得眼泪。她站在那里，看着那扇已经关上了的门，看了很久，才转过身，离去。
回到家，她打开门，屋里空荡荡的。婴儿车收起来了，放在储藏间里；爬行垫卷起来了，靠在墙角；餐椅叠起来了，摞在厨房门口。客厅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到墙上时钟的滴答声，能听到冰箱压缩机的嗡嗡声，能听到窗外的雨声。她站在客厅中央，看着这个突然变得空旷的、安静的、没有孩子笑声和哭闹声的房子，忽然觉得心里也空了一块。她把伞收起来，放在门廊的伞架上，换了鞋，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水是凉的，从喉咙里滑下去，凉意从胃里一直扩散到四肢，激得她打了个寒噤。她把杯子放在桌上，拿起手机，给倪战发了一条信息。
“孩子们今天上幼儿园了。他们都没有哭，我在幼儿园门口站了一会儿，雨一直下。他们都长大了。”
发完之后，她看着屏幕，看着消息旁边的小圆圈，灰色的，一直在转，转了很久。然后小圆圈变成了两个小勾。
她等了一会儿。他还是没有回复。
她把手机放在桌上，走到窗边，看着窗外的雨。雨还在下，细细密密的，落在窗台上，落在桂花树的叶子上，落在对面楼顶的太阳能热水器上，汇成一条一条细细的、亮晶晶的水线，顺着玻璃往下淌。她把手放在玻璃上，玻璃是凉的，冰凉的，寒意从指尖传到手心，从手心传到手腕，从手腕传到手臂，传到肩膀，传到心脏。她把额头也贴在玻璃上，凉意从额头渗进去，渗到脑子里，把那些乱七八糟的、翻来覆去的、怎么都停不下来的念头冻住了。她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地说——倪战，你听到了吗？孩子们上幼儿园了。他们都长大了。你快回来看看他们。
倪战收到那条信息的时候，是当地的深夜。
他坐在帐篷外面的沙地上，背靠着沙袋堆成的掩体，手里举着手机，举到头顶，找信号。信号只有一格，时有时无，像一根快要断了的线，在风中摇晃。他举了很久，举到手臂都酸了，终于收到了那条信息。他看着屏幕上的那些字——“孩子们今天上幼儿园了，他们都长大了”。他把这条信息看了三遍，然后打开相册，翻到了孩子们的照片。哥哥穿着蓝色的卫衣，手里拿着小汽车，在婴儿车的扶手上开来开去，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妹妹穿着粉色的卫衣，头上戴着一顶毛线帽子，帽子上有两个小绒球，手里握着一枚印章，笑得眼睛弯弯的，像月牙。他看着这些照片，看了很久，久到屏幕暗了，他又点亮，暗了，又点亮。他的嘴角翘了起来，不是笑，是一种很轻的、很淡的、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拨动了一下心弦的弧度。他打开短信，打了一行字——“告诉哥哥，爸爸回来跟他比赛开小汽车。告诉妹妹，爸爸回来带她去海边捡贝壳。告诉他们，爸爸想他们。”发出去之后，他看着屏幕，看着消息旁边的小圆圈，灰色的，一直在转，转了很久。
他没有等到她回复。他把手机收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他对着那片暗红色的天空，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声音。他把那些话咽到肚子里，咽到心里。
签完之后，他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他想起了小海，想起了她站在幼儿园门口撑着伞的样子，想起了她蹲下来搂着孩子们的样子，想起了她的下巴搁在哥哥的头顶、嘴唇贴在妹妹的额头上的样子。他想起了孩子们，想起了哥哥攥着小汽车的样子，想起了妹妹握着印章的样子，想起了哥哥回过头来看他的样子，想起了妹妹一步一步走得很稳的样子。他想起这些，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在滚动，像是一块石头，又像是一团火，从喉咙里滚下去，又从胃里翻上来，滚下去，翻上来，滚下去，翻上来，滚得他胸口发疼。
他睁开眼睛，拿起手机，拨了小海的电话。
电话响了三声，那边接了。
“倪战。”她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他听到了她的声音，听到了她声音里的期待——她以为他要告诉她，他要回来了。
“小海，”他说，声音有些发紧，紧得像一根快要绷断的弦，“我……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那边沉默了一下。然后她说：“你说。”
他张了张嘴，想说“我请了假，我要回来了”，想说“你等我，我马上就回来”，想说“我想你了，我想孩子们了”。但那些话在喉咙里转了几圈，又被咽了回去。他看着桌上那张签了自己名字的任务通知书，看着上面那个熟悉的地名——瓦乌，南苏丹。他的手指在那两个字上摸了一下，纸是滑的，凉的，但他的手指是热的，滚烫的，像被沙漠里的太阳晒了一整天的石头。
“我要去瓦乌了。”他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
沉默了很久。久到他以为她挂了电话，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看了一眼，屏幕上显示“通话中”，还在计时，一秒一秒地跳。他把手机重新贴回耳边，听到她的呼吸声，很轻，很轻，像一个人在努力地、拼命地压着什么东西，不让它溢出来。
“小海。”他叫了她一声。
她没有回答。只有呼吸声，轻轻的，细细的，像风吹过琴弦。
“维和任务，”他说，声音低了下去，低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去瓦乌。一年。”
又是一阵沉默。这一次沉默更长，长到他以为时间都停了。帐篷外面的风还在吹，沙还在飞，远处有人在喊口令，有人在搬运物资，有人在检查装备。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嗡嗡的，像一锅煮开了的粥，咕嘟咕嘟的，喧闹得很。但他的耳朵里只有她的呼吸声，轻轻的，细细的，像一根头发丝，在他心上绕了一圈，又一圈。
“小海。”他又叫了她一声。这一次他的声音有些抖，抖得像一根被风吹动的弦。
她终于开口了。她的声音很低，很慢，“你得注意安全，活着回来见我们，我们等你。”
她说得很轻，轻得像怕惊动什么。但他听到了，听到了这沉默后面的那些没有说出来的话——你怎么又要走，你不是刚回来吗，孩子们才刚上幼儿园，你还没见过他们背着书包的样子，你还没送过他们上学，你还没接过他们放学，你还没陪他们去过一次公园，你还没给他们讲过睡前故事，你还没教哥哥怎么开那辆小汽车，你还没带妹妹去海边捡贝壳。那些话太多了，多到她的喉咙装不下，多到她的心脏装不下，多到她的眼泪装不下。但她都不能说——她只要他平平安安回来。
然后她又说了一句，声音更轻了，轻到几乎听不见。
“老公，我爱你，我们爱你。”
那些话堵在喉咙里，像一块石头，又像一团棉花，咽不下去，终于吐出来。轻轻的，细细的，像一个人在哭，但没有哭出来。
倪战握着手机，听着她的呼吸声，听着她喉咙里那些被咽回去的话，听着她嘴唇在动但没有声音的沉默。他的眼泪流了下来，没有声音，没有预兆，就是从眼眶里涌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淌到嘴角，咸的，淌到下巴，滴在军装上，滴在那张签了他名字的任务通知书上。他没有擦。他只是把手机贴得更紧了一些，紧到他能感觉到手机的温度——不，手机没有温度，有温度的是他的耳朵，是他的脸，是他的心，是那颗在南苏丹的沙漠里、在那些漫长的、孤独的、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的夜晚里，一直跳动着、一直想着她、一直想着孩子们的心。
“我会注意安全的，”他说，声音哑了，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我会回来的。等我。”
她没有说话。他也没有说话。他们只是握着手机，隔着千山万水，隔着沙漠和海洋，隔着时差和战火，听着彼此的呼吸声。她的呼吸很轻，很细，像风吹过琴弦。他的呼吸很重，很沉，像一个人在用力地、拼命地压着什么东西。他们就这样听着，听了一分钟，也许两分钟，也许更久。
然后她挂了电话。
倪战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看着屏幕。屏幕上显示“通话结束”，通话时长四分十七秒。他盯着那四分十七秒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放在桌上，低下头，把脸埋在手掌里。他的肩膀在抖，但没有声音。现在没有别人，只有他自己，和那张签了他名字的任务通知书，和那张压在抽屉最里面的请假条，和那张贴在胸口上的、小海怀孕五个月时拍的照片。他可以把眼泪流出来了。他就流了。
擦干脸，拿起那张任务通知书，折起来，放进口袋里，放在那张照片旁边，离心脏最近的地方。他站起来，走出帐篷，走进那片暗红色的、像烧焦的铁一样的天空下。
南苏丹的风吹过来，带着沙子的味道，干燥的，灼热的，像一把钝刀，割着他的脸。他没有躲，只是把胸口挺得更直了一些，把那颗心护得更紧了一些，然后迈开步子，朝集合点走去。
瓦乌，南苏丹。第二战区。
倪战到达瓦乌基地的时候，是当地的午后。太阳毒辣辣地挂在头顶，像一个烧红了的大铁球，把所有的水分都烤干了，把所有的影子都烤没了。他站在营地的门口，看着眼前这片陌生的、荒凉的、被战火撕裂过的土地——倒塌的房屋，烧焦的树木，干涸的河床，散落一地的弹壳和瓦砾。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灰尘的味道，呛得他直咳嗽。他用手捂着嘴，咳了几声，然后放下手，走进营地。
接下来的日子，忙碌而危险。他每天都要带着战士们出去巡逻，排查□□，维护治安，保护平民。他见过被炸断腿的孩子，见过失去所有亲人的老人，见过在废墟中翻找食物的妇女，见过被子弹打穿了屋顶的学校。他把这些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然后在每天晚上回到帐篷的时候，打开手机，看看小海发来的那些信息和照片。孩子们的，她的，妈妈的，婆婆的。他看着那些照片，看着哥哥和妹妹一天天长大，看着他们会自己吃饭了，会自己穿衣服了，会自己系鞋带了，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哥哥写的是“林念恩”，三个字歪歪扭扭的，像三只喝醉了酒的小蚂蚁；妹妹写的是“倪念安”，三个字工工整整的，一笔一划的，像小学生练字一样认真。他看着这些，笑了，笑得很轻，很淡，但眼睛里的光是亮的，亮得像灯盏。然后他把手机收起来，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照片，贴在嘴唇上，闭上眼睛，睡觉。
那天，爆炸声是在凌晨响起的。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声接一声，像有人在用一把巨大的锤子砸地面，砸得整个营地都在颤抖。倪战从行军床上跳起来，靴子没来得及穿，光着脚冲出帐篷。外面已经乱成了一片，战士们从各个帐篷里跑出来，有的穿着衣服，有的光着膀子，有的手里拿着枪，有的手里拿着头盔。远处的天空被火光映成了暗红色，像一块烧焦的铁，又像一滩凝固的血。浓烟滚滚地升起来，像一只从地底钻出来的巨兽，张牙舞爪地往天上爬。爆炸声还在继续，一声接一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震得耳膜发疼，震得心脏发慌。
“报告！弹药库遭袭！”对讲机里传来急促的声音。
倪战转过身，朝弹药库的方向跑去。他跑得很快，快到他忘了自己没有穿鞋，快到他忘了脚下的路面上全是碎石和弹片，快到他忘了疼。他跑到了弹药库门口，看到已经有几个战士在那里了，正在组织灭火。他冲进去，加入了他们。火很大，烟很浓，热浪扑面而来，烤得他的脸发烫，烤得他的眼睛睁不开。他眯着眼睛，抱着灭火器，对着那些燃烧的箱子喷。白色的粉末在火光中飞舞，像雪，像冬天里的雪，落在他的头上，落在他的肩膀上，落在他光着的脚上。
然后爆炸声又响了。这一次很近，近到他感觉整个人都被震了起来，近到他听到了弹片飞过来的声音——尖锐的，刺耳的，像一只看不见的鸟，从他耳边掠过。他本能地蹲了下来，用手护住头。然后他感觉到腿上一阵剧痛，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咬了一口，疼得他整个人都缩了一下。他低下头，看到自己的裤腿已经被血染红了，暗红色的血顺着小腿往下淌，淌到脚踝，淌到脚背，淌到脚趾，滴在地上，滴在那些白色的粉末上，一滴，两滴，三滴，像一朵一朵小小的、盛开的花。
“倪干事！你受伤了！”旁边的战士喊了一声，跑过来扶他。
“没事，”他说，声音很稳，稳得像一块石头，“皮外伤。继续灭火。”
他没有去处理伤口，只是从旁边扯了一块布，在腿上缠了两圈，打了个结，然后继续抱着灭火器，对着那些燃烧的箱子喷。白色的粉末在火光中飞舞，像雪，像冬天里的雪，落在他的头上，落在他的肩膀上，落在他那条被血染红的裤腿上。他不知道自己喷了多久，只知道当他终于停下来的时候，火已经灭了，天已经亮了。东边的天空有一道很淡的、几乎看不见的光，那是太阳在云层后面努力地、一点一点地往上爬。他站在那里，浑身是白色的粉末，裤腿上全是血，光着的脚上全是伤口——被碎石和弹片割出来的，大大小小的，有的还在流血，有的已经凝固了。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看着那些伤口，看着那些已经凝固了的、暗红色的血痂，忽然觉得有点疼。不是腿上的疼，是心里的疼——他想起了小海，想起了她说的那句话——“你得注意安全”。他答应过她的。他答应了。他没有做到。但他还活着。他活着。他把灭火器放在地上，一瘸一拐地走回帐篷，脱了那条被血染红的裤子，从医药箱里拿出碘伏和纱布，自己给自己处理伤口。碘伏涂在伤口上的时候，疼得他龇了一下牙，但没有出声。他用纱布把伤口缠好，打了结，然后穿上另一条裤子，走出帐篷。
排爆手是在那天下午赶到现场的。
反恐排爆现场，在距离营地五公里的一个村庄里。恐怖分子在村庄里埋设了多枚炸弹，有简易□□，有反步兵地雷，有汽车炸弹。排爆手是一个年轻的士官，姓李，二十五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文文静静的，像一个大學生。他蹲在炸弹前面，手里拿着一把剪刀，面前的计时器在跳——00:12:34，00:12:33，00:12:32。两根线，一根红的，一根蓝的。剪对了，生。剪错了，死。他的额头上有汗珠，一颗一颗的，顺着鼻梁往下淌，淌到鼻尖，悬在那里，亮晶晶的，像一颗透明的珍珠。他没有擦。他只是看着那两根线，看着那两根细细的、颜色不同的、牵动着无数条鲜活生命的线，看了很久。
倪战站在警戒线外面，手在裤袋里，一枚被磨得发亮的纽扣被他握在手心里，握紧了，硌手的，但不疼。那个年轻的排爆手蹲在炸弹前面，手里握着那把剪刀，手指在微微发抖——不是害怕，是紧张，是那种“我知道我不能错，但我不知道哪一根是对的”的紧张。
计时器在跳。00:05:21，00:05:20，00:05:19。
排爆手深吸了一口气。他看了一眼那根红线，又看了一眼那根蓝线。他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但是眼睛炯炯有神，他动作很慢，他伸出手，用那把剪刀，夹住了那根蓝色的线。他的神经在抖，剪刀的刃口在微微地、几乎不被察觉地颤动着，像一片被风吹动的树叶。他闭上眼睛，咬了一下嘴唇，然后用力一剪。
咔嚓。
那根蓝色的线断了。
计时器停了。00:00:17。
排爆手睁开眼睛，看着那个停住的计时器，看了三秒钟。然后他的腿软了，整个人瘫坐在地上，剪刀从手里滑落，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他的眼泪流了下来，没有声音，没有预兆，就是从眼眶里涌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淌到嘴角，咸的，淌到下巴，滴在军装上，滴在那枚已经被他握得发亮的剪刀上。倪战站在警戒线外面，看着他，看着那个年轻的、二十五岁的、戴着黑框眼镜的、文文静静的像一个大学生的排爆手坐在地上捂着脸哭的样子，他的眼眶也红了。他站在那里，看着那个年轻的排爆手，看着那根被剪断的蓝线，看着那个停在00:00:17的计时器，在心里默默地说了一句——活着真好。活着真好。
接下来的三十二个小时，排爆手没有休息。他蹲在炸弹前面，一把剪刀，两根线，一根红的，一根蓝的，咔嚓，咔嚓，咔嚓，一枚，两枚，三枚……他的手指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血淌到剪刀上，把剪刀柄染成了暗红色。他没有停下来。他的眼睛熬红了，熬出了血丝，眼眶深陷，嘴唇干裂，但他没有停下来。他只是一枚一枚地拆，一根一根地剪，咔嚓，咔嚓，咔嚓，像一台不知道疲倦的、沉默的、精准的机器。
倪战也没有休息。他带着伤，组织党员先锋队，在现场维持秩序，疏散群众，排查隐患。他的腿一直在疼，伤口被纱布缠着，纱布被血浸透了，暗红色的血从纱布里渗出来，顺着小腿往下淌，淌到脚踝，淌到脚背，淌到脚趾，滴在地上，滴在那些被炸碎的瓦砾上。他没有停下来。他只是走，一瘸一拐地走，走遍每一个角落，检查每一处隐患，确认每一条生命。
三十二个小时后，最后一枚炸弹被拆除了。排爆手从地上站起来，腿已经麻了，站不稳，踉跄了一下，旁边的战友扶住了他。他的眼镜歪了，他没有扶正，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九枚被成功拆除的炸弹，看了很久，然后转过身，朝营地的方向走去。他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一个小学生放学回家的路上，不急，不慌，不回头。
倪战站在村庄的入口，看着那个年轻的排爆手远去的背影，看着他那副歪了的眼镜，看着他那条被血泡染红了的裤腿，看着他那双磨破了皮的手。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那枚被磨得发亮的纽扣。他把它们握在手心里，握紧了，然后转过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局势稳定下来之后，倪战回到帐篷里，坐在行军床上，脱了靴子。靴子里灌满了沙子，他把靴子倒过来，倒了倒，沙子从靴子里流出来，细细的，黄黄的，像一个小小的沙漏。他把靴子放在一边，把那条被血浸透了的裤子脱下来，换了一条干净的。伤口还在疼，一跳一跳的，像心脏在腿上也长了一颗。他没有再处理，只是用纱布又缠了两圈，打了个结，然后拿起手机。
手机屏幕亮起来的时候，刺眼的白光照着他的脸，他眯了一下眼睛。屏幕上显示有多条信息和未接来电——都是同一个人发的。他点开短信，看到她发来的那些信息——
“老公，我看到新闻了”
“瓦乌发生了爆炸”
“你没事吧”
“倪战。。。”她对着电话叫了他很多遍，一遍又一遍，像一个人在黑暗中喊另一个人的名字，喊到声音都哑了，喊到喉咙都破了，喊到眼泪都干了。他的手指在屏幕上停了一下，然后滑到未接来电的页面。三十七个未接来电。从今天早上六点到刚才，每隔十几分钟一个，密密麻麻的，像一排在雨中亮着的路灯，亮了一整夜。
他看着那些密密麻麻带着时间段的未接来电，眼泪无声的流下下来。电话响了一声就接了，她是一直把手机握在手心里，等了一整天。
“倪战。”她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沙哑的，嘶裂的，像一个在沙漠里走了很久的人，终于喝到了第一口水。她叫了他的名字，没有问“你没事吧，你受伤了吗，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她只是叫了他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倪战，倪战，倪战。”像在确认他还活着，像在确认他不是她做的一个梦，像在确认电话那头真的有一个人在听。
“我在，”他说，声音很稳，稳得像一块石头，“我没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他听到她的呼吸声，很重，很沉，像一个人在用力地、拼命地压着什么东西，但压不住了，要溢出来了。
“你骗我。”她说。声音很轻，很轻。她说“你骗我”，不是生气的，不是质问的，是一种平静的、了然的、像早就知道他会用这样的语气说话。
倪战握着手机，听着她说的那三个字——“你骗我”。他胸口发疼。想说“我没有”，想说“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想说“你看，我还能给你打电话”。但他没有说。他只是握着手机，听着她的呼吸，听着她在电话那头，隔着千山万水，隔着沙漠和海洋，隔着时差和战火，努力地、拼命地压着那掩饰不住的哭泣声。
“小海，对不起，”他的声音故作轻松，像平时聊天一样，像他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喝着茶，看着电视，跟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放心吧。我们没在一个营区，我这儿安全着呢。”
他没有说受伤的事。没有说那条被血染红的裤腿，没有说那些被碎石和弹片割出来的伤口，没有说他光着脚冲进火场的样子，没有说他用布条缠住伤口继续灭火的样子。他没有说那个年轻的排爆手，没有说那两根细细的、牵动着无数条鲜活生命的线，没有说那个停在00:00:17的计时器。他没有说那三十二个小时，没有说他带着伤一瘸一拐走遍每一个角落的样子。他什么都没有说。他只是握着手机，用那种故作轻松的、像平时聊天一样的语气，对她说——“没事儿，放心吧。安全着呢。”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她开口了。她的声音比刚才稳了一些，但还是很轻，很轻，像怕给他增加负担：
“不要对不起，没有对不起，你好好的就行”。。。
“倪战。”
“嗯。”
“你答应我的。”
“嗯。”
“你得回来。”
“我答应你。”
沉默。又是沉默。但这次的沉默不一样。这次的沉默是软的，暖的，像一条看不见的、柔软的、温暖的河流，从她的心里流出来，流进他的心里，流过千山万水，流过沙漠和海洋，流过时差和战火，流到他的耳边，流到他的心里，流到那个他从来不让人碰的心底，他打开那扇门，让那条河流进来。
“小海。”
“嗯。”
“等我回来。”
“嗯。”
他们握着手机，听着彼此的呼吸，听着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在呼吸里流淌，在沉默里生长，在心里开花。那些花不需要阳光，不需要雨水，不需要土壤。它们只需要两颗心，一颗在这里，一颗在那里，隔着千山万水，隔着沙漠和海洋，隔着时差和战火，一起跳动着。咚，咚，咚，咚。像心跳，像钟声，像那个停在00:00:17的计时器，永远不会再走了，但它永远停在那里，停在那个最危险的、最紧张的、最接近死亡的时刻。它停在那里，不是为了提醒他们死亡有多近，而是为了告诉他们——活着有多好。
倪战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他躺在行军床上，仰着头，看着帐篷的顶部。帆布在风中微微鼓起来又凹下去，鼓起来又凹下去，像一个人在呼吸。他深吸了一口气，把那口气咽了下去，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照片——小海怀孕五个月的时候他拍的，穿着碎花裙子，站在阳台上，阳光照在她周身。他把照片贴在胸口上，闭上了眼睛。南苏丹的风吹过来，带着沙子的味道，干燥的，灼热的，像一把钝刀，割着他的脸。他没有躲，只是把照片贴得更紧了一些，紧到他能感觉到那张纸的温度——不，纸没有温度，有温度的是他的胸口，是他的心脏，是那颗在南苏丹的沙漠里、在那些漫长的、孤独的、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的夜晚里，一直跳动着、一直想着她、一直想着孩子们的心。他把那颗心护在胸口里，护得紧紧的，然后沉入了黑暗。
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来。他还会带着伤，一瘸一拐地走在这片被战火撕裂的土地上。他还会看到那些被炸断腿的孩子，那些失去所有亲人的老人，那些在废墟中翻找食物的妇女。他还会蹲下来，把那些孩子抱在怀里，给他们一块饼干，给他们一瓶水，给他们一个微笑。他还会在回到帐篷的时候，打开手机，看看小海发来的那些信息和照片。他还会把那张照片贴在胸口上，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地说——小海，我还活着。我还活着。等我回来。
她从未想过和倪战结婚之后的日子是在无尽的独自等待中度过的。
从少女到婚姻。
家庭，工作，孩子，她努力的学会去握住自己生活的天平，不能给丈夫舔麻烦，他每天都生活在生死边缘，她要做他的港湾。她还要工作，这是她的责任。要陪着孩子，这是她甘之如饴的。尽管从孩子来到时，她就已经没有她自己了。但是这就是生命的进程，她只想不负生命，不负婚姻，不负孩子的成长。她没有时间想累或者害怕，她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她有他惺惺相惜的支持和牵挂。人活一世谁又不是负重前行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