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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考 六月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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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中旬，六合区进入了梅雨季的前奏。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泥土气息，梧桐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沉甸甸地垂着头。中考前一周，陶知夏失眠了。
不是因为紧张。她对自己的成绩有数，模拟考稳定在年级前三，正常发挥的话，程桥高中没有问题。她失眠的原因，说出来有点可笑——她害怕考完试之后，那个让她每天都能“顺理成章”想起的人，会从她的生活里消失。
初三这一年，她和陆时寒之间隔着一条走廊、两个班级、无数次擦肩而过的机会。成绩单上紧挨着的名字、培优课上的讨论、走廊上的点头、校运会那瓶红花油、滁河边的黄昏——所有这些，都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学校”而变得理所当然。她不需要刻意去找他，不需要找借口，他们总会在某个拐角、某个课间、某次考试后相遇。
但中考之后呢？一中在南京市区，程桥高中在六合。长江不是一条线，是一条江。三十五公里不是数字，是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和地铁，是奶奶不会批准的“外出”，是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的未知数。
中考前一天的晚上，奶奶在饭桌上说了一句话。
“考不上好高中就别读了，早点出去打工。你妈那个厂里还招人，一个月四五千，够你花了。”
奶奶说这话的时候，筷子夹着一块红烧肉，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陶知夏低着头扒饭，没有说话。父亲陶国良坐在对面，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看了女儿一眼，嘴巴张了张，又闭上了。
他向来如此。
在母亲和女儿之间，他选择沉默。沉默是他的安全区，也是他的罪。陶知夏小时候被奶奶骂“赔钱货”的时候，他沉默；陶知夏想要一本课外书被奶奶拒绝的时候，他沉默；陶知夏的母亲周兰外出打工十年不归，家里所有重担都压在女儿身上的时候，他还是沉默。他的沉默像一堵墙，墙这边是奶奶的苛责和女儿的委屈，墙那边是他自己的无能为力。他把自己关在墙后面，假装听不见。
陶知夏已经不指望父亲会替她说话了。她学会了一件事：在这个家里，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己的成绩。只有考出好成绩，才能堵住奶奶的嘴——不是让奶奶闭嘴，而是让奶奶的唠叨变得不那么理直气壮。奶奶会说“女孩子读书有什么用”，但如果她考了第一名，奶奶的语气会从“别读了”变成“读就读吧，反正也不花几个钱”。这是陶知夏总结出来的生存法则。
吃完饭，她洗了碗，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
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窗户朝北，冬天冷夏天热。墙上贴着一张中国地图，是小学时候买的，边角已经卷起来了。地图上，南京被一个红色的圆圈标注出来——那是她用圆珠笔画的，画的时候她还在上小学，不知道南京意味着什么。
她从抽屉里拿出那本数学错题本，翻开。错题本中间夹着两幅画，一幅是紫金山顶的南京城，一幅是滁河边的黄昏。她把两幅画拿出来，在台灯下摊开。
紫金山那幅画里，玄武湖像一面镜子，紫峰大厦的尖顶刺破天际线，长江在远处闪着银色的光。画的右下角，用铅笔写着“一中见。或者，大学见。”滁河那幅画里，夕阳把河面染成橘红色，两个模糊的背影坐在石阶上，影子叠在一起。
她把两幅画贴在胸口，闭上眼睛。
陆时寒。你知不知道，我奶奶在给我规划打工路线了。
她在心里默念了这句话，然后睁开眼睛，把画小心地折好，放回错题本里。
台灯的光落在她的手上。她的手不大，手指细长，指甲剪得短短的。中指右侧有一个厚厚的茧，是常年握笔磨出来的。她看着自己的手，忽然想起陆时寒的手——他的手指更长，骨节分明，虎口处有一块薄茧，是画画磨出来的。
他们之间有一个默契：谁都不问对方“你以后会忘了我吗”。因为这个问题太残忍了。问了，答案一定是“不会”，但谁能保证呢？十六岁说“不会忘”，到了二十六岁、三十六岁，谁还记得十六岁说过的话？
但陶知夏在日记本上写过一句话：“如果有一天我忘了他，那一定是我老了，老到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了。”
她不知道这句话算不算承诺。但她写的时候，心里是认真的。
中考第一天，六合区下着小雨。
陶知夏的考点在六合高级中学。早上六点半她就醒了，比闹钟早了一个小时。她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雨声，脑子里过了一遍古诗词背诵篇目。“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些句子她从初一开始背，背了三年，闭着眼睛都能默写出来。
她起床洗漱，奶奶已经在厨房里煮粥了。小米粥，配一碟咸菜，一个水煮蛋。奶奶把粥端上桌的时候，难得地多说了一句：“多吃点，考试费脑子。”陶知夏愣了一下，然后“嗯”了一声，低头喝粥。奶奶的关心总是这样——突如其来，分量很轻，像一阵风吹过来，你不知道它是真的还是习惯。
父亲陶国良今天请了半天假，要送她去考场。陶知夏说“不用，我自己坐公交”，父亲说“我送”。两个字，没有商量的余地。陶知夏没再推辞。
他们出门的时候，雨已经小了，变成了毛毛细雨。父亲骑着一辆半旧的电动车，陶知夏坐在后座，一只手撑着伞，一只手抓着后座的扶手。电动车在湿漉漉的马路上行驶，雨丝打在脸上，凉丝丝的。她看着父亲的后背——他的肩膀不宽，甚至有点窄，深蓝色的工作服被雨水洇出一片深色的印记。
她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刚出去打工的那年，她六岁。父亲每天骑电动车送她上幼儿园，她坐在后座，抱着父亲的腰，脸贴在他的后背上。那时候父亲的背比现在宽，衣服上没有机油的味道（他那时候还在另一个工厂，后来才换到现在这个厂）。她那时候不知道“离别”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妈妈不见了，家里少了一个人，饭桌上的碗筷少了一副。
后来她长大了，不再抱父亲的腰。她坐在后座上，和他之间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这个距离是她自己拉开的，不是故意的，是自然而然的。就像她和母亲之间的电话，从每天一次变成每周一次，从每周一次变成有事才打。不是不爱，是不知怎么爱。
六合高级中学门口已经挤满了人。家长、考生、交警、志愿者，花花绿绿的伞连成一片，像一朵巨大的蘑菇云。父亲把电动车停在路边，陶知夏跳下来，把伞递给父亲。
“不用，你拿着。”父亲说。
“你回去的路上会下雨。”
“不会。”
陶知夏看了父亲一眼。他的表情和平时一样，沉默，木讷，看不出什么情绪。但她注意到他握着车把的手，手指轻轻的点着。
他在紧张。
“爸，”陶知夏说，“我进去了。”
“嗯。”
她走了几步，听到父亲在身后说：“别紧张。”
她回过头，看到父亲还站在原地，雨水顺着他的额头流下来，他没有打伞，也没有穿雨衣。他把她给的伞夹在电动车后座的储物箱里，没有撑开。
“知道了。”陶知夏说。
她转身走进校门，没有回头。但她知道父亲一定还在看她，一直看到她消失在教学楼的入口。
考场在三楼，靠窗的位置。陶知夏坐下来，把准考证、身份证、文具一一摆在桌面上。她的笔袋是刘敏送的，淡蓝色，拉链上挂着一个白色的小兔子挂件。她摸了摸那只兔子，深吸了一口气。
第一门语文。
试卷发下来，她先翻到作文题。半命题：“____的力量”。她在横线上填了“坚持”两个字。她写了一棵树。一棵长在滁河边的梧桐树，春天发芽，夏天落叶，秋天结果，冬天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她写这棵树看过无数次日升月落，听过无数次河水东流，它不说话，但它一直在。
她没有写陆时寒。
但她心里知道，那棵树不是树。那棵树是一个人。一个在走廊上被她怼过、在垃圾池旁跟她吵过架、在校运会上停下来扶过她、在滁河边送过她一幅画的人。那个人不说话的时候嘴唇会微微翕动，那个人画画的时侯手指会微微蜷起来，那个人说“隔一条长江而已”的时候语气轻得像一片羽毛。
陶知夏写完了作文，又检查了一遍。她把“坚持”两个字看了很久，然后在心里默默地说：我会坚持。坚持考完，坚持等他，坚持走到那个“见”字兑现的那一天。
语文考完，她走出考场，雨已经停了。天还是灰蒙蒙的，但云层薄了一些，有几道光线从云缝里漏下来，落在湿漉漉的地面上，亮晶晶的。
她在校门口看到了父亲。他还在。电动车停在原来的位置，他站在车旁边，手里拿着一瓶水。他看到陶知夏出来，没说话，把水递给她。
“怎么样？”他问。
“还行。”
“下午几点？”
“三点。”
“我来接你。”
“不用——”
“我来接你。”他重复了一遍。
陶知夏没再说话，拧开水瓶盖，喝了一口水。水是温的，不凉。她不知道父亲在这里等了多久，也不知道这瓶水是什么时候买的。她只知道父亲的衣服还是湿的，和早上一样，好像他一直没有离开过这辆电动车。
下午是物理和化学。陶知夏发挥正常，该拿的分都拿了。走出考场的时候，太阳从云层后面露出来了，西斜的阳光把教学楼的影子拉得很长。她站在校门口，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被雨水泡过的梧桐叶的气味，有远处小卖部冰柜的嗡嗡声，有家长们此起彼伏的“考得怎么样”。
她忽然很想见陆时寒。
非常想。
想告诉他“我语文作文写完了还有时间检查了两遍”，想告诉他“物理最后一道大题我做出来了用了两种方法验证”，想告诉他“我很好你别担心”。但她没有手机。奶奶没收的那部旧手机还锁在奶奶房间的抽屉里，她拿不到。刘敏送的那部手机她偷偷带出来了，但没敢开机——怕奶奶查。
她不知道陆时寒在哪个考点。她只知道他在六合实验中学，两所学校相距五公里，坐公交车要二十分钟。她不知道他考得怎么样，不知道他会不会也在想她，不知道他会不会像她一样，在考完试的那一刻，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对方。
第二天，数学。
陶知夏最拿手的科目。她拿到试卷，先快速浏览了一遍，心里有了底。选择题用了十五分钟，填空题用了十分钟，大题一路顺下来。倒数第二道大题是几何题，她看了一眼，辅助线加在BD上——这是她和陆时寒在培优课上讨论过的那种题型。她做出来了，用了两种方法验证，答案一致。
最后一道压轴题是函数与几何的综合题，难度比平时练习的要高一些。她读完题，在草稿纸上画了图，列了方程，算了三遍，终于得出一个看起来合理的答案。她不确定对不对，但她已经尽力了。
她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离交卷还有四十分钟。她没有检查，而是放下笔，看着窗外出神。
窗外是一棵梧桐树。六月的梧桐叶绿得发亮，阳光穿过叶隙，在窗台上投下一小片碎金。蝉在叫。叫声很大，大得好像要把整个夏天都喊出来。
她想起去年秋天，冶山初中的操场上，梧桐叶刚开始泛黄的时候，她第一次在公告栏上看到“陆时寒”三个字。那时候她不知道这个名字会变成她日记本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那时候她以为“年级第一”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她要超越的目标。她不知道这个符号背后是一个会画画的、会打游戏的、会在走廊上被她怼了之后面无表情地说“谢谢告知”的男生。
她不知道他会变成她的“例外”。
第三天，英语。
最后一门。
陶知夏做完阅读理解的时候，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题目难，是因为她知道——考完这场，初中就结束了。她和陆时寒之间那根线——成绩单上紧挨着的名字、走廊上的点头、培优课上的讨论、校运会上他伸出的手、滁河边的夕阳——所有这些，都要被一场考试画上句号。
英语作文题目是“My Dream”。她写的是：我想去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山不高，但能看得远；水不深，但流得很慢。我想和一个人一起去看。她在作文里没有说那个人是谁，但她在草稿纸上写了三个字，然后迅速划掉了，划得面目全非，谁也看不清她写了什么。
她自己知道。
她写了“陆时寒”。
交卷铃声响了。
陶知夏放下笔，把准考证、身份证、文具一件一件收进透明文件袋里。她站起来，椅子发出“吱呀”一声响，在安静的考场里显得格外刺耳。她跟着人流走出考场。
六月的阳光兜头浇下来，热得人发晕。她站在六合高级中学的台阶上，眯着眼睛看天。天很蓝，蓝得不像是真的，像一幅画。有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着，形状像棉花糖，软绵绵的。
她深吸了一口气。
结束了。
初中结束了。
她和陆时寒之间的“日常”，也结束了。
她走下台阶，穿过人群，走向校门口。她的脚步不自觉地慢了下来，好像在期待什么。但她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
就在这时——
“陶知夏。”
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她猛地转过身。
陆时寒站在台阶下面，逆着光，脸上的表情看不太清楚。他穿着一件白色短袖，袖口卷到肩膀，露出晒得微微发红的手臂。他的手里拿着一瓶冰红茶，瓶壁上凝着水珠，一滴一滴往下淌。他的头发被风吹得有点乱，额前的碎发遮住了半边眉毛。
他就站在那里，像一棵被种在六合高级中学校门口的树。
陶知夏愣住了。
“你怎么来了？”她走下台阶，声音比她自己预想的要大，带着一丝她自己都没察觉的惊喜。
“来接你。”陆时寒说。他的声音有点哑，像是说了很多话，又像是很久没说话。
“你的考点不是在实验中学吗？”
“考完了。”
“你什么时候考完的？”
“比你早半个小时。”
“你坐公交车过来的？”
“嗯。”
“坐了多久？”
“二十多分钟。”
“你……你等了多久？”
陆时寒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大概……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他在六合高级中学门口站了四十分钟，就为了等她考完出来，说一句“来接你”。
陶知夏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她忍住了。
“你考得怎么样？”她问。
“还行。你呢？”
“还行。”
两个人站在校门口，被来来往往的人流推来搡去，谁都没有要走的意思。有人从他们中间挤过去，说了句“借过”，他们同时往旁边让了让，然后又同时站回了原来的位置。
“给你。”陆时寒把冰红茶递给她。
陶知夏接过来，瓶壁是冰的，手心是烫的。她拧开盖子，喝了一口。甜的，凉的，从喉咙一路凉到胃里。她握着那瓶冰红茶，低头看着瓶身上的水珠。水珠顺着瓶壁往下流，在她手心里汇成一小摊水。
“陆时寒。”她说。
“嗯。”
“你以后……会忘了我吗？”
她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心跳得很快。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一刻问出这个问题——也许是因为考试结束了，初中结束了，所有的“日常”都结束了，她需要一个东西来抓住。哪怕只是一句话。哪怕只是一句“不会”。
陆时寒看着她，没有立刻回答。
阳光落在他的眼睛里，把他的瞳孔照成一种很浅的棕色，像秋天梧桐叶的颜色。他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那是他的习惯，不说话的时候也会动，好像一直在默念什么。
“不会。”他说。
两个字。
陶知夏低下头，看着手里那瓶冰红茶。瓶身上的水珠已经快流完了，她的手掌心里湿漉漉的。
“我也不会。”她说。
那天下午，他们在六合高级中学门口站了很久。久到冰红茶变成了常温，久到太阳从头顶挪到了西边，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他们聊了什么？陶知夏后来想不起来了。可能是“暑假打算做什么”，可能是“高中要带什么东西”，可能是“你还画画吗”。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废话。但那些废话从陆时寒嘴里说出来，就变得不一样了。好像每一个字都被阳光晒过，带着温度。
最后陆时寒说：“我送你回家。”
陶知夏摇了摇头：“不用。我奶奶会问。”
陆时寒没有再坚持。他看着她走上公交车，看着公交车门在她身后关上，看着公交车缓缓驶出站台，汇入马路上的车流。
陶知夏在靠窗的位置坐下，隔着车窗看了他一眼。
他站在站台上，手插在裤兜里，看着她。公交车转弯的时候，她从车窗里看到他在人群里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小点。
她靠在车窗上，玻璃被太阳晒得温温的，额头贴着玻璃，凉凉的。
她闭上眼睛。
“不会。”
她在心里重复了这两个字。
晚上回到家，奶奶问她考得怎么样。她说“还行”。奶奶“哦”了一声，没再问。父亲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听到她们的对话，转过头看了陶知夏一眼，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
陶知夏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她从书包里拿出那瓶已经喝完了的冰红茶的空瓶子，放在书桌上。
瓶身上还有没干透的水渍。她用手指在瓶身上写了一个字——“陆”。水渍很快散了，字也消失了。
她坐在床边，看着那个空瓶子，忽然笑了。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可能是觉得傻。一瓶空瓶子而已，值得她专门放在书桌上当宝贝吗？
但她舍不得扔。
就像她舍不得扔掉那两幅画、那张纸条、那瓶红花油的空瓶子（她其实没留红花油的瓶子，但她记得它的样子）。她是一个很会“留东西”的人。不是因为念旧，是因为她拥有的东西太少了。少到每一件有“意义”的东西，都变得珍贵。
那天晚上，她在日记本上写了一行字：
“他说他不会忘了我。我也是。”
她写完，把日记本合上，塞回床板底下。
窗外的蝉还在叫。夏天的夜晚很长。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闭上眼睛。
梦里她在过江。不是长江大桥，是一条很宽很宽的河，河水是金色的，对岸站着一个穿白色T恤的男生。她看不清他的脸，但她知道那是谁。
这一次，她游到了对岸。
闹钟响了。
梦醒了。
但她嘴角是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