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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药 苏子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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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子清回到花店的时候,已经快七点了。
她妈在店里包花,一个年轻男人站在柜台前等着。男人穿一身深蓝色的工作服,手里拿着一束红玫瑰,看起来是来取预订的花。
“子清,帮妈拿一下那个丝带。”她妈头也没抬。
苏子清走进柜台,从抽屉里拿出一卷银色丝带,递给她妈。她妈接过丝带,熟练地系了一个蝴蝶结,把花递给那个男人。
“谢谢阿姨。”男人说,看了苏子清一眼,点了点头,走了。
她妈开始收拾桌上的花枝和包装纸。苏子清站在旁边,犹豫了一下,说:“妈,我帮你。”
“不用,你歇着。”
“我不累。”
她妈看了她一眼,没再说什么。苏子清搬了把椅子,坐在柜台后面,开始把剪下来的花枝分类——好的可以插瓶,坏的要扔掉。她做得很慢,很仔细,好像在做什么重要的事情。
“今天去哪了?”她妈问。
“去了南师附中,还有先锋书店。”
她妈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包花。
“挺好的。”她妈说,“出去走走,比闷在家里强。”
苏子清知道她妈在担心什么。她妈担心她闷在家里会胡思乱想,担心她不出门会越来越封闭,担心她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会“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
她的病,她妈比她自己还在意。
苏子清是在大一那年确诊的。
那时候她已经在北京待了两个月。九月份开学,她带着那个“一起去北京”的约定,兴冲冲地到了学校。她以为周全也在北京,只是还没安顿好,所以没有联系她。
她等了一个星期,没有消息。
等了两个星期,还是没有消息。
她开始打电话。关机。发微信,不回。问同学,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她去他说过的那所大学查,招生办说“没有叫周全的学生”。
她站在那所大学的校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学生,第一次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
不是害怕,是恐惧。恐惧不是怕什么东西会来,是怕什么东西已经来了,而你不知道。
她开始疯狂地找。找遍了北京所有她知道的医院,找遍了所有周全可能去的地方。没有。什么都没有。周全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她打电话给周全的高中班主任。班主任沉默了很久,说:“你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
“周全他……高三下学期就不在了。”
苏子清拿着手机,站在宿舍走廊里。走廊很长,灯是声控的,没有声音就会灭。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灯灭了。黑暗像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把她淹没。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挂掉电话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宿舍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躺在床上的。她只知道她的身体很重,像灌了铅,每一根骨头都在疼。
第二天早上,她醒了。
她以为自己会哭,但她没有。她只是觉得很空,空到胸腔里好像什么都没有,空到她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一下,两下,三下,机械地、没有感情地跳着。
她起床,洗脸,刷牙,去上课。坐在教室里,老师在上面讲课,她在下面记笔记。字迹很工整,和以前一样。
一切正常。
不正常的是,她在第三节课的时候,突然对着旁边的空座位说了一句话:“周全,你帮我看看这道题。”
旁边的座位没有人。
同桌看了她一眼,没敢说话。
她自己也吓了一跳。她明明知道周全不在了,但她刚才那一瞬间,真的以为他坐在旁边。那种感觉太真实了——她甚至能“看到”他穿着那件深蓝色的卫衣,手里拿着笔,歪着头看她。
她低下头,继续记笔记。
但从那天起,那种“看到”越来越频繁。
有时候是在食堂。她端着餐盘找座位,会“看到”周全坐在靠窗的位置,对她招手。她会走过去,坐下,对着空气说“今天食堂的糖醋排骨不错”,然后发现对面没有人。
有时候是在图书馆。她坐在阅览室看书,会“看到”周全坐在对面,手里拿着一本《局外人》,翻到第87页,抬头对她笑。她会说“你在看什么”,然后发现对面只有一堆书。
有时候是在深夜。她躺在床上,会“听到”周全的声音。他说:“苏子清,睡了吗?”她会在心里回答:“还没。”他说:“早点睡。”她说:“嗯。”
她知道那不是真的。她清醒的时候知道。
但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
她的室友开始害怕她。不是那种“嫌弃”的害怕,是那种“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害怕。她们看到她对着空气说话,看到她突然哭突然笑,看到她半夜坐在床上发呆。她们报告了辅导员,辅导员建议她去看心理医生。
她去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
医生问了她很多问题。“你最近睡眠怎么样?”“你最近有没有想过伤害自己?”“你最近有没有看到或听到别人看不到听不到的东西?”
她如实回答了。
医生在病历上写了一大段话,她只记住了几个词:重度抑郁发作,伴精神病性症状,建议住院治疗。
她没有住院。她不想住院。她觉得自己没有病,只是太想他了。想一个人想得太多了,就会看到他,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但她妈不这么认为。
她妈从南京赶到北京,看到她第一眼的时候,哭了。苏子清不记得自己有多久没见到她妈哭了。上一次还是她爸去世的时候,她妈抱着她哭了一整夜,眼泪把她的头发都打湿了。
“你瘦了。”她妈说。
苏子清看了看自己。她不知道自己瘦了。她每天都吃饭,每顿都吃一碗,和以前一样。但她的体重掉了二十斤,衣服都松了。
她妈带她回了南京。在南京脑科医院,医生给出了更详细的诊断:创伤后应激障碍,重度抑郁发作,解离性身份障碍倾向。
简单说,她病了。病得很重。
她开始在南京脑科医院接受治疗。每周两次心理咨询,每天服药。药的名字叫舍曲林,白色的小药片,没有味道。她每天早上吃一片,每天晚上吃一片,像吃饭一样准时。
药的副作用很大。刚开始的时候,她恶心、呕吐、手抖、睡不着觉。她的体重在掉了二十斤之后又涨了十五斤,脸圆了一圈。她的手抖得握不住笔,写出来的字像蚯蚓爬。
但她坚持吃药。不是因为她想好起来,是因为她妈说:“你吃药,妈才能放心。”
她不想让她妈担心。
她妈已经够累了。
苏子清坐在柜台后面,把最后一把花枝扔进垃圾桶。她站起来,去厨房倒了一杯水,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白色的药瓶。她拧开瓶盖,倒出一片药,放进嘴里,喝水吞下。
她妈从花架后面探出头来:“晚上的吃了?”
“嗯。”
“早上吃了吗?”
“吃了。”
她妈点了点头,继续整理花架。
苏子清把药瓶放回口袋。她的口袋里永远放着两样东西:一个药瓶,和一把伞。药瓶是白色的,伞是黑色的,伞骨弯了一根。
她把那把伞从北京带到了南京,又从南京带到了北京,又从北京带回了南京。四年了,她没有修那根弯掉的伞骨。不是修不好,是不想修。
那是他留给她的东西。弯的也是他给的。
她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她坐在书桌前,打开台灯,从抽屉里拿出那封信。
她没有打开。她只是把信封放在桌上,用手摸了摸上面的字——周全。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写的。
她想起医生说的话:“你要允许自己悲伤。悲伤不是病,是爱的一种形式。”
她想:如果悲伤是爱的一种形式,那她的爱太大了,大到她的身体装不下,溢出来了。溢出来的那些,变成了幻觉,变成了药片,变成了南京脑科医院的病历本上那些看不懂的术语。
她把信封放回抽屉,关上台灯。
窗外,南京的夜很安静。远处有车声,近处有虫鸣。
她闭上眼睛。
她听到一个声音。
“苏子清。”
是他的声音。
她没有睁开眼睛。她知道睁开眼睛会看到什么——要么是空荡荡的房间,要么是他的幻影。她不想看。她只想听他的声音。
“嗯。”她在心里回答。
“我在北京等你。”
“我知道。”她想说“你骗我”,但她没有说。
“你要好好的。”他说。
她没有回答。
她已经不知道“好好的”是什么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