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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采风   顾言离 ...

  •   顾言离开后的那段日子,北京的秋天一下子就深了。梧桐树的叶子从黄变枯,从枯变落,风一吹,满街都是沙沙的声响。白歌走在校园里,偶尔还会听到有人提起顾言的名字,但声音越来越小,频率越来越低,像一颗石子扔进湖里,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最后消失了。
      白歌没有忘记。他每天晚上回到宿舍,躺在床上,都会想起顾言看母亲的眼神。那不是恨,是失望。深深的、沉甸甸的、像石头一样压在心底的失望。他想起李轻舞。想起她七岁的时候说“吃了我的糖,你就是我的人了”。想起她十四岁的时候在冰面上拉着他的脚踝。想起她十八岁的时候在迎新舞会上踮起脚尖,手臂缓缓抬起,做了一个芭蕾的起手式。他不会让那种失望落在她身上。永远不会。
      国际比赛的通知是谭教授告诉白歌的。那天下午,白歌在琴房里练琴,谭教授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白歌,今年的国际作曲比赛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十一月下旬。”谭教授把文件放在谱架上,“我给你报了名。你准备一下。”
      白歌看着文件上的英文标题,沉默了一会儿。“谭老师,我很久没写新曲子了。”
      “那就写。”谭教授看着他,“你不是没有素材。你只是没有时间。现在有时间了。”
      白歌想起自己最近写的曲子——都是片段,没有完整的。灵感像碎片一样散落在五线谱上,拼不起来。不是写不出来,是不想写。顾言的事让他觉得,写曲子这件事,在生命面前,太轻了。谭教授似乎看穿了他的想法,没有多说,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白歌,你不是救世主。你是作曲的。把曲子写好,就是你的本分。”
      谭教授走了。白歌坐在琴房里,看着谱架上那份文件,看了很久。然后他打开琴盖,把手放在琴键上,弹了一个音。中央C。那个声音在空荡荡的琴房里回荡,像一声叹息。他又弹了一个音,又一个,又一个。旋律从指尖流出来,不像以前那样轻快、明亮,而是沉沉的、慢慢的,像一个人在深夜里走路,路灯一盏一盏地亮着,但看不清前方。
      他弹了将近一个小时,停下来的时候,手指有点酸。他看着琴键,在脑子里把刚才弹的旋律过了一遍。不完整,但有一个片段让他心动。他拿起笔,在五线谱上写了下来。
      周末,白歌带李轻舞去了谭教授家。李轻舞穿了一件浅蓝色的毛衣,头发扎成低马尾,手里拎着一袋水果。白歌手里拎着一盒茶叶——谭教授爱喝的龙井。两个人爬上五楼,白歌敲了敲门。门开了,谭教授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灰色的毛衣,头发比上次见又白了一些。
      “来了?进来。”
      白歌和李轻舞换了鞋,走进客厅。师母从厨房探出头,看到李轻舞,眼睛一下子亮了。
      “轻舞来了?快进来坐。师母做了红烧肉。”
      李轻舞笑了。“师母,我帮您。”
      师母摆了摆手。“不用。你坐着。陪老谭说说话。”
      李轻舞没有听她的,还是进了厨房。师母看着她,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她拍了拍李轻舞的手,转身继续炒菜。谭教授坐在沙发上,白歌坐在他对面。谭教授泡了茶,给白歌倒了一杯。
      “曲子开始写了?”谭教授问。
      “写了。写了一点。”
      “弹给我听听。”
      白歌站起来,走到钢琴前,坐下。他弹了那天在琴房里写下的片段。不长,只有一分多钟,旋律沉沉的,像一个人在深夜里走路。谭教授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这是你最近的感受?”
      白歌点了点头。
      “感受是对的。但曲子不能只有感受。”谭教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你还要有结构。有起承转合。有让人记住的东西。”
      白歌看着他。“谭老师,我怕我写不出来。”
      谭教授放下茶杯。“你不是写不出来。你是怕写出来不够好。但你不写,永远不够好。”
      白歌没有说话。师母从厨房端菜出来,李轻舞跟在后面,手里端着一盘红烧肉。菜摆好了,四个人坐在餐桌前。师母给李轻舞夹了一块排骨,给白歌夹了一块鱼。
      “白歌,听说你要参加国际比赛?”
      “嗯。在马来西亚。”
      “什么时候?”
      “十一月下旬。”
      师母点了点头。“那还有两个多月。来得及。”
      谭教授端着饭碗,吃得很慢。他看了看白歌,又看了看李轻舞。
      “白歌,你去马来西亚比赛,轻舞去不去?”
      白歌看了李轻舞一眼。李轻舞摇了摇头。“我去不了。学校有课。”
      谭教授没有再问。吃完饭,白歌帮师母收拾碗筷,李轻舞站在旁边擦桌子。谭教授坐在沙发上,看着他们。师母拉着李轻舞的手,走到柜子前,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布包。
      “轻舞,上次给你的项链,你戴了吗?”
      李轻舞从领口里掏出那条银项链,音符吊坠在灯光下闪了一下。“戴了。天天戴。”
      师母看着她,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又红了。谭教授走过来,站在师母旁边,伸出手,揽住她的肩膀。
      “淑芬,别哭了。孩子们在。”
      师母擦了擦眼睛。“没哭。高兴。”
      白歌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不是感动,不是心酸,是一种——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但有些东西,带不走。比如谭教授对女儿的记忆,比如师母对那条项链的珍藏,比如他对李轻舞的承诺。他走过去,站在李轻舞旁边,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
      下午,白歌和李轻舞告别。师母站在门口,拉着李轻舞的手,不肯松。
      “轻舞,下次来,师母给你做糖醋鱼。”
      “好,师母。”
      “白歌,你也是。”
      “好,师母。”
      谭教授站在师母旁边,看着白歌。“白歌,曲子好好写。比赛之前,给我看看。”
      “知道了,谭老师。”
      两个人下了楼,走在小区里。阳光很好,梧桐树的叶子落了一地,踩上去咯吱咯吱响。李轻舞走在白歌左边,白歌走右边,中间隔了半步。她伸出手,拉住了他的手指。
      “白歌。”
      “嗯。”
      “你今天在谭教授家,弹的那段曲子,我听了。”
      “怎么样?”
      “有点难过。”
      白歌看着她。“你不喜欢?”
      李轻舞想了想。“不是不喜欢。是心疼。”
      白歌停下脚步,看着她。“心疼什么?”
      “心疼你。你最近不太一样。话更少了。弹琴的时候,眉头皱着。”
      白歌沉默了一会儿。“顾言的事,让我想了很久。”
      李轻舞握紧了他的手。“白歌。”
      “嗯。”
      “我不会像她那样的。我不会让你找不到我。”
      白歌看着她,伸出手,把她被风吹乱的头发别到耳后。“我知道。”
      李轻舞笑了。两个人继续往前走,中间隔了半步。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他们身上,亮晶晶的。
      又过了一周,白歌还是没有把曲谱写出来。五线谱上零散地躺着几个音符,像孤岛一样彼此不相连。他坐在琴房里,盯着那些音符看了很久,拿起笔,想添几个,笔尖悬在纸上,落不下去。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天空。北京的秋天很短暂,梧桐树的叶子几乎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一幅素描。
      谭教授没有催他。陆一鸣也没有问他写得怎么样了。所有人都知道他在写,但没有人问他写得好不好。白歌觉得这种沉默比催问更让人难受。周五晚上,白歌给李轻舞打电话。她刚洗完澡,声音有点哑,像含着水。
      “轻舞。”
      “嗯。”
      “我这周没写出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那就不写。出来走走。”
      “去哪?”
      李轻舞想了想。“我这周有个采风的课业。去部队养老院。你跟我一起去吧。”
      白歌愣了一下。“部队养老院?”
      “嗯。老师布置的作业,采访老兵,写一篇人物报道。我一个人去有点紧张。你陪我。”
      白歌嘴角弯了弯。“好。”
      第二天上午,白歌到了中国传媒大学门口。李轻舞已经在了,穿着一件白色的卫衣,深蓝色的牛仔裤,背着一个帆布书包。头发扎成高马尾,帽子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霜。她手里拎着一个布袋,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什么。
      “你包里装的什么?”白歌问。
      “采访本、录音笔、相机。还有给老爷爷们带的点心和水果。”李轻舞拍了拍布袋,“我妈说不能空手去。”
      白歌接过布袋,背在自己肩上。“走吧。”
      两个人坐公交车,晃晃悠悠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北京郊区的部队养老院。养老院不大,几栋灰色的楼房,院子里种着几棵松树,绿得很倔强。门口挂着牌子——“光荣院”。李轻舞走进去,在前台登记了姓名和学校。工作人员带他们去了活动室。十几个老人坐在椅子上,有的在下棋,有的在看报纸,有的在发呆。他们的头发都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但腰板挺得很直,坐在那里,像一棵棵种在土里的树。
      李轻舞走到一位老人面前,蹲下来,仰着头。“爷爷,您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来采访您的。可以吗?”
      老人看着她,笑了。牙齿掉了好几颗,但笑得很开。“可以。你问。”
      李轻舞拿出采访本和录音笔,打开录音笔,放在桌上。老人看着那个小机器,好奇地摸了摸。“这是什么?”
      “录音笔。把您说的话录下来。”
      老人点了点头。“高科技。我不懂。你问。”
      李轻舞问了老人的姓名、年龄、哪里人、什么时候参的军、参加过哪些战役。老人一一回答,声音不大,但很清楚。他说他十八岁参军,参加过抗美援朝,在朝鲜待了三年。他说冬天很冷,零下三十多度,枪栓都拉不动。他说战友冻死了好几个,埋在朝鲜的山上,再也回不来了。
      李轻舞的眼泪掉了下来。她没有擦,就那么让眼泪流着。老人看着她,伸出手,帮她擦了擦眼泪。
      “别哭。都过去了。”
      李轻舞吸了吸鼻子。“爷爷,您后悔吗?”
      老人愣了一下。“后悔什么?”
      “后悔参军。后悔去朝鲜。”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他看着窗外,松树在风里轻轻晃着。“不后悔。保家卫国,有什么好后悔的?就是对不起家里人。我爹妈走的时候,我没在身边。”他的声音有点抖,“但我不后悔。再来一次,我还去。”
      白歌站在旁边,一直没有说话。他听着老人的话,看着老人脸上的皱纹,看着他坐在椅子上的样子——腰板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一棵种在土里的树。他想起自己的爷爷,想起爷爷说的“出门在外,别给家里丢人”。他想起谭教授说的“你不是救世主。你是作曲的”。他想起顾言看母亲的眼神,想起李轻舞在迎新舞会上踮起脚尖的样子。
      他拿出手机,打开录音功能,把老人的话录了下来。不是为李轻舞的作业,是为自己。他不知道这些声音会不会变成音符,但他觉得,应该留下来。
      李轻舞采访了三个人。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一个参加过自卫反击战,一个在部队当了三十年炊事员,没打过仗,但给战士们做了三十年饭。他说:“我没上过战场。但我做的饭,战士们吃了能打仗。”
      李轻舞的眼泪又掉了下来。老人笑了。“你这孩子,怎么老哭?”
      李轻舞擦了擦眼泪。“爷爷,您做的饭,比战场上的子弹还厉害。”
      老人哈哈大笑,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白歌站在旁边,嘴角弯了弯。
      中午,李轻舞把带来的点心和水果分给老人们。白歌帮她拆包装、递东西。一位老人拉着白歌的手,问:“你是她男朋友?”白歌点了点头。老人笑了。“好。好。你们好好的。”白歌说“知道了,爷爷”。老人松开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下午,两个人走出养老院。阳光很好,风不大。白歌背着布袋,李轻舞走在他旁边。
      “白歌。”
      “嗯。”
      “你录了音?”
      白歌看着她。“你看到了?”
      “嗯。你拿手机的时候,我看到了。”
      白歌沉默了一会儿。“我想写一首曲子。不是比赛的。是给他们的。”
      李轻舞看着他,眼睛里有光。“那你写。”
      “我怕写不出来。”
      “你写不出来的时候,就来这里。听听他们说话。”
      白歌看着李轻舞,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暖。两个人走在公交车站的路上,梧桐树的叶子落了一地,踩上去咯吱咯吱响。白歌在心里想,那些老人的声音,像低音提琴,沉沉的,慢慢的,不急不躁。他想把它们写进曲子里。不是为了比赛,是为了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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