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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第十七章《修好的礼物》
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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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修好之后,我又开始拍了。拍窗台上的薄荷,拍外婆在院子里浇花,拍墙头的牵牛花,拍傍晚时分从面馆飘出来的炊烟。拍得最多的,还是他。他在操场跑步,在走廊上跟人聊天,在教室里写卷子的时候咬着笔帽皱眉。快门声响起来,咔嗒,清脆,像秋天踩断一根枯枝。声音回来了,一切好像都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那台相机修好了,用了拆机件,齿轮磨损得厉害,赵师傅说能再用一阵子,但不知道多久。我每次按下快门的时候,都会想这是不是最后一次。不是最后一次拍他,是最后一次用这台相机拍他。
后来有一段时间,江予舟变得很忙。放学后不跟我一起走了,说有事。晚自习的时候也总是踩着铃来,踩着铃走。问他干嘛去了,他说“没干嘛”。他的耳朵没有红,说明他在说真话,但他说的“没干嘛”明显不是真的没干嘛。我不问,他就不说。
这样过了大概两周。
那天下午最后一节课,他比平时回来的早。走进教室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纸袋,不是新的,是那种旧旧的、被揉过的牛皮纸袋,边角磨毛了,袋口折了两折,用胶带封着。他把纸袋放在我桌上。
“给你的。”
“什么?”
“你打开看看。”
我拆开胶带,翻开袋口。里面是一台相机。不是外公那台,是新的。黑色的机身,银色的镜头,比我那台轻很多,机身上没有划痕,镜头在光下反着蓝色的镀膜的光。快门按下去的声音不一样,不再是咔嗒,是咔嚓,更轻,更脆。
“你买的?”我抬头看他。
“不是。”
“哪来的?”
“你猜。”
他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弯了一下,那个弧度,不是得意,是那种“你肯定会喜欢的”的笃定。
我把相机从纸袋里拿出来,下面还有东西。是胶卷。好几盒,摞在一起,用橡皮筋箍着。柯达,富士,黑白的,彩色的,有的包装我见过,有的没见过。每盒胶卷上都贴着一张标签,标签是白色的,手写的,字迹很熟悉。
“拍完了,我帮你洗。”
每一盒都写了。同样的字,同样的笔迹,同样的意思。他不是随便写写的。每一张标签都贴得很正,字写得很认真,比写作业认真。他写作业的时候字是飞起来的,笔画连在一起,像跑步跑太快刹不住。这些标签上的字不一样,一笔一划,横平竖直,收笔的时候有微微的顿,像是写了很久、写了很多遍、写到觉得够了才贴上去了。
我看着那些字,看了很久。
“江予舟。”
“嗯。”
“你哪来的钱?”
“攒的。”
“攒了多久?”
“没多久。”
“没多久是多久?”
“你问那么多干嘛?”他把手插进校服口袋里,看着窗外。夕阳落在他的侧脸上,把他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他的耳朵在光里是半透明的,能看到里面细细的毛细血管。他没有红。不是因为不紧张,是因为他已经过了会为这件事紧张的阶段。
“你为什么要帮我?”我问。
他转过头来。夕阳的光在他眼睛里跳动,一闪一闪的,像水面上的碎金。
“因为我想做那个帮你洗照片的人。”
教室里没有别人。窗外的操场上有人在跑步,脚步声和喘气声远远地传过来,模糊的,像隔了很多层纱布。走廊上有人走过,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有一个纸袋,一台新相机,几盒贴着标签的胶卷,还有一个他。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手按在纸袋上,纸袋被折过很多次,折痕很深,摸上去像一道道细小的疤痕。他的手也不知道该放在哪里,在口袋里掏了一下,空着手出来,又在裤缝上蹭了一下。
“你的相机,”他顿了顿,“赵师傅说那台修好了也撑不了太久。齿轮是旧的,用一次少一次。胶卷以后会越来越贵,说不定哪一天就不生产了。”
“你怎么知道赵师傅跟你说了什么?”
“因为我也去修相机了。”
“你修什么相机?”
“你的。你修好之后我又拿去给他看了一次。”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开,里面夹着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字歪歪扭扭的,写着一些我看不懂的数据和型号。“赵师傅说你这台还能用,但最好是买一台备用的。主拍用新的,老的舍不得拍就留着。”
“你什么时候去的?”
“你猜。”
“我不猜。”
“你修好之后的那个周末。”
周末他没有来找我。我给他发消息,他说在帮他妈搬东西。我信了。他从来没有骗过我,这是第一次。我想生气,但不是生气的那种感觉。心里有一个地方被什么东西轻轻碰了一下,不疼,就是酸了一下,然后从那个酸的地方慢慢涌上来一股暖意,涌到嗓子眼,堵住了。
“江予舟。”
“嗯。”
“你花了多少钱?”
“忘了。”
“怎么可能忘?”
“真的忘了。买的太多了,记不清。”
新相机放在桌上,阳光下黑色的机身上映出窗户的影子。我拿起来,对着窗口按了一下快门。咔嚓,声音很轻,不像踩断枯枝,像折下一小截新鲜的树枝。绿色的,有汁液的味道。
“你试试。”他说。
我把镜头对准他。取景框里的他,穿着校服,领口歪了一点,像个被风吹过的路牌。他的脸上还有没褪完的婴儿肥,下颌线已经锋利了,但嘴角那个弧度,和十五岁时一模一样。
按下了快门。咔嚓。
“拍到了?”
“拍到了。”
“好看吗?”
“好看。”
他没有说“洗出来给我看”,没有说“你骗人的吧”。他就是站在那里,看着我把相机放下来,嘴角弯了一下。
“顾言笙。”
“嗯。”
“旧的也不要扔掉。”
“不扔。”
“底片也要留着。”
“留着。”
“放哪里了?”
“抽屉里。和你那根冰棍棒放一起。”
他的耳朵红了。过了这么久,终于红了。不是太阳晒的,不是风吹的,是藏了很久的东西终于藏不住、从皮肤底下透出来的那种红。
外婆说认真的人拍出来的照片有温度。他是那个帮我洗照片的人。不是真的进暗房帮我洗,是帮我把那些瞬间留在这个世界上。不让他们被忘记、不被时间冲走。他不懂光圈快门,不懂构图,他甚至分不清柯达和富士,但他知道,这些胶卷拍完了会变成照片,照片会泛黄、会卷边、会褪色,但不会消失。只要不扔掉,就不会消失。
他是那个不会让我扔掉的人。
不是胶卷,不是相机,是我。
窗台上的薄荷又长高了一截。他的那盆,水培改土培之后反而长得比外婆那盆还快。叶子从嫩绿变成深绿,叶片比外婆那盆大了一圈,在阳光下泛着一层油亮的光。外婆说“你的薄荷长得比我的好”。她不知道这盆是他的。也许知道,只是不说。她什么都不说,就像我什么都不说,就像他在雨里把伞往我这边倾斜的时候什么都不说。
有些事情不需要说。就像相机用坏了可以修好,修不好可以买新的。但有些东西修不好也买不到新的。只能等。等了这么多年,等到了他写在胶卷标签上的那行字——“拍完了,我帮你洗。”不是情书,不是告白,但比情书和告白都更重。
我做不了那个帮你洗照片的人。但我可以做那个帮你把相机修好的人。两种不一样,但差不多。差不多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