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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九章《耳洞》 耳洞，程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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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的时候，程砚打了耳洞。
不是那种纠结很久终于去打的，是忽然就打了。周一早上他到教室的时候，帽子压得很低，卫衣的帽子外面还套了校服的领子，裹得严严实实。他坐到座位上，椅子往前拖，膝盖顶到我的椅背。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他把帽子往下拉了拉。
“你干嘛？冷？”
“不冷。”
“那你戴帽子干嘛？”
“头发乱了。”
他的头发确实乱了，但不是那种需要戴帽子压的乱。我转回去，没有多想。第一节课他戴着帽子，第二节课还戴着，第三节课老师让他摘了，说上课戴帽子不礼貌。他把帽子掀下来，头发被压得贴着头皮，几缕碎发翘在额前，衬得他整个人很没精神。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耳朵。
左耳耳垂上有一颗银色的耳钉。很小，很亮，像一颗被钉进肉里的星星。他的耳垂本来很小，打了耳钉之后显得更小，那颗星星像是随时会掉下来，又像是长在那里了。
“你打耳洞了？”我小声问。
“嗯。”他低下头翻课本，翻到的那一页是英语，上周我给他画的重点。他已经背了一半，用红笔做了记号。
“什么时候打的？”
“周末。”
“疼不疼？”
“不疼。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他撒谎。打耳洞不是蚊子叮，我知道。我妈打过，她说像有人拿针慢慢地扎，扎进去的时候不疼，拔出来的时候疼，疼完了还胀，胀好几天。他翻书的手指停了一下，指腹按在书页上，按了很久才翻过去。
下午的时候，我路过他座位，看到他右耳。两个耳钉，并排，比左耳那颗小一号，也是银色的，在日光灯下闪了一下。左耳一个，右耳两个。三个耳钉排成一条不对称的线，像夜空中被谁随手画的三颗星星。不全是为了好看。好看的话打一个就够了，打三个，还不对称，不是装饰，是别的什么。
体育课自由活动，他没有去打篮球，坐在操场边的台阶上，手里拿着英语单词本，但没有在背。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阳光很薄，十二月的阳光晒不暖人，照在脸上只有光， 没有热。
“程砚。”
“嗯。”
“你为什么打三个耳洞？”
他看着操场，有人在跑步，有人在踢球，有人在跳绳，所有人的影子都被太阳拉得很长很长，从操场这头拖到那头，像一幅没画完的画。
“没为什么。”
“你左耳一个，右耳两个。不对称。”
“不需要对称。”
“是好看还是别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耳机，塞进耳朵。三个耳钉在耳机线的旁边，银色的，和黑色的耳机线形成对比。他调到最大声，我坐得这么近都能听到，嘈杂的、急促的那种音乐。
“疼不疼？”我又问了一遍。
“我说了，不疼。”
“我问的不是耳朵。”
他转过头来看我。阳光落在他脸上，薄薄的，像一层没有温度的纱布。他的眼睛下面是青黑的，嘴唇的颜色很浅，耳钉旁边的皮肤还红着，不是发炎的那种红，是刚打完没几天、伤口还在愈合的那种红。他没有回答。
那天放学我没有让他送。他说“今天顺路”，我说“今天不顺”。他看着我的眼睛，我没躲，他也没问。校门口分开的时候，他站在路灯下面，帽子没有戴，头发被风吹乱了。三个耳钉在路灯下闪了一下，左耳一个，右耳两个，像是谁在他身上画了一个只有他自己看得懂的符号。
“苏也。”
“嗯。”
“明天见。”
“明天见。”
我走了。走到巷口回头，他还站在那里。影子被路灯拖得很长很长，和他下午在操场边的影子一样长。他没有动，像一棵被种在那里的树。
晚上，我坐在书桌前。白纸铺在桌上，握着笔。窗外的风很大，把桂花树光秃秃的枝丫吹得左右摇摆，像一个在风中站立了很久的人在发抖。我在纸上写了几行字。
“他打了三个耳洞，左耳一个，右耳两个。不对称。他说不需要对称。打耳洞疼不疼，他说不疼。我问的不是耳朵的疼。他没有回答。他听懂了吗。他一定听懂了。他就是不想回答。”
折成纸飞机。机头尖尖的，机翼一样平。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十二月的风和十一月不一样，不是凉，是冷。皮肤一碰到就收紧，汗毛竖起来。纸飞机飞出去，在风里翻了好几个身，机翼被风吹得往上翘，像一个在狂风中站不稳的人。它飞过桂花树，飞过墙头，落在巷道上，被风推着往前滑了一段，停在路中间。
没有人捡。
第二天早上，他到教室的时候，耳钉换了。左耳换成一颗黑色的，右耳两颗还是银色的。黑色的小小的，像一粒被嵌进肉里的芝麻。银色和黑色，不对称，不协调，像是故意打乱什么。
“你换耳钉了？”我问。
“嗯。黑色的好看吗？”
“还行。”
“还行是什么意思？”
“就是还可以的意思。”
“那你可以说好看。”
“好看。”
他笑了一下。虎牙露出来，在黑色的耳钉旁边显得很白。他坐下，椅子往前拖，膝盖顶到我的椅背。那一拳距离比之前又近了一点，近到我能感觉到他膝盖的温度，隔着两层裤子，薄薄地传过来。
我想问他为什么打三个耳洞。不问耳朵疼不疼，不问好看不好看，问那个他不想回答的问题。忍住了。他不说，我就不问。这是我和他之间的默契，从他第一次在走廊尽头接完电话回来、眼眶红着不说话的时候，就定下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他端着托盘走过来，在我对面坐下。红烧肉、番茄炒蛋、一碗米饭。他把红烧肉碗里最大的一块夹起来，放在我碗里。
“你干嘛？”
“给你。我不爱吃肥的。”
“你上次说你爱吃红烧肉，肥的才香。”
“上次是上次。这次不爱吃了。”
他低下头扒饭，吃得很快，和以前一样。但筷子夹菜的时候，手腕会顿一下。那个停顿很短，短到像没发生。我看得到。
“程砚。”
“嗯。”
“你家里——还好吗？”
他沉默了几秒。筷子夹着一块番茄，悬在半空中，汤汁滴下来，落在米饭上，洇开一小团红色，像一小朵绽开的花。
“还好。”
他没有说“出差了”，没有说“再说吧”，没有说那些他一戳就破的谎。他说“还好”。不是好，不是不好，是还在撑着，撑得住，但不知道能撑多久。我夹了一块红烧肉给他。
“你不爱吃肥的给我，我也不爱吃肥的。”
“那这两块换。”
他从我碗里夹走了那块肥的，把他碗里那块瘦的夹回来。
“你不是不爱吃肥的吗？”
“你也不爱吃。总要有一个人吃。”
他把那块肥的塞进嘴里，嚼了两下咽下去，没有品味道，就是在完成一件必须做的事。虎牙没有露出来，被肥肉遮住了。我低下头吃饭。食堂里很吵，到处都是说话声、脚步声、碗筷碰撞的声音。对面坐着他，耳钉在日光灯下闪了一下。
黑色的那粒。
像一颗不说话的星星。
那天没有纸飞机。我坐在书桌前，白纸铺了很久，笔握了很久，一个字都没写。窗外的风停了，桂花树一动不动，像一棵假树。对面楼的阳台灯亮着，没有人。
我关了灯，上床，闭眼。
睡不着。又开了灯，铺开白纸，握着笔，写了两行字。
“他不是不爱吃肥肉。他是想把好的给我。他不知道，他也是好的。”
折成纸飞机。推开窗户，风停了，纸飞机没有飞远，落在窗台上，机翼搭在窗沿，像一个走累了靠在路边休息的人。我看着它，没有捡回来。明天它会被风吹走，或者被雨打湿，或者被清洁工扫掉。但今晚，它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