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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第 21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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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永远有多远
黄婉真收到石狮高中的聘用通知那天，泉州下了一场太阳雨。雨丝细得像被风扯碎的蚕丝，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落在她宿舍阳台的瓷砖上瞬间就蒸发了，只留下一圈一圈浅浅的水渍。她站在阳台上，手里握着那张盖了红章的纸，看着远处清源山的轮廓在雨幕里变成一团模糊的青灰色影子。通知书上写的是“兹聘用黄婉真同志为石狮市第一中学物理教师”，落款处盖着市教育局的钢印，红章压着钢印，每一道防伪线都清晰可见。她想象过无数次拿到这张纸的场景——也许是在泉州师范的宿舍里，也许是在晋江菜市场她妈的摊位上，也许是在凤里中学传达室里和新来的管理员分享一杯茶。但她没想到会是在一场太阳雨里，雨和阳光同时落在她身上，像某种她一直不太相信的隐喻。后来她给邱莹莹发了一条短信，只有四个字——“定了。石狮。”
邱莹莹收到短信的时候正在福州大学的图书馆里准备毕业论文。她的论文题目是《沿海城市大气盐度对混凝土结构耐久性的影响研究》，导师说这个选题切入点很新颖，问她为什么选这个方向。她说因为从小在海边长大，想知道海风对建筑的影响。她没有说的是——她想知道一个人在海风里站久了，会不会也像混凝土一样，表面被盐分侵蚀得斑斑驳驳，但骨子里却越来越硬。她把黄婉真的短信看了三遍，然后合上笔记本电脑，走到图书馆外面的走廊上打电话。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
“你真的回来了？”
“真的。”
“石狮一中，离凤里中学多远？”
“骑车十分钟。走路半小时。坐公交车一站路。”
“那芒果树呢？”
“什么？”
“凤里中学那两棵芒果树。你上班以后每天下班可以顺路去看一眼。看看黄了没有，看看有没有人偷摘，看看林晓月当年画的荧光笔箭头还在不在。”邱莹莹靠在走廊栏杆上，看着福州灰蒙蒙的天空，语气忽然变软了，“婉真，你回去了。我们四个人里终于有一个回去了。”
黄婉真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阳台上的太阳雨已经停了，水渍正在迅速蒸发，空气里有一股雨后特有的清新味道——泥土、青草、被淋湿的瓷砖混在一起的气息。她看着清源山重新从云层里露出来，山顶的电视塔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白光。
“还差三个。”她说。
“一个一个来。”邱莹莹说，“我先毕业，然后晓月毕业，然后星源——他那边说不好，但他说过以后会回来的。他说过的话都算数。”
“嗯。”黄婉真握着话筒，嘴角浮起一个很淡的弧度，“他说过的话都算数。”
邱莹莹挂了电话，在图书馆走廊上又站了一会儿。福州的夏天比石狮闷热，没有海风只有热岛效应蒸出来的暑气。宿舍里没有空调，只有一台从二手市场买的落地风扇，转起来嗡嗡响，吹出来的风是热的。舍友吴婷婷探出头来问她要不要一起去食堂，她说你先去，我还有点事。回到宿舍坐在床边，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铁皮盒子打开，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黄婉真六年前写给她的那封信，信封上的折痕已经磨出了毛边；黄星源送她的那块江西石头，表面的指甲油又裂了一道细纹；从东莞回石狮的车票根，上面的字迹已经褪成了淡灰色；还有那枚没有被埋进芒果树的五毛钱硬币——她后来又找了一枚替代品埋进去，把原版留了下来，因为原版上面有一道黄婉真用圆珠笔划过的痕迹。她把石头握在掌心，闭上眼睛，想象石狮的海风从凤里中学的围墙吹过来的声音。她已经半年没有回去了。上一次回去是过年，四个人在海堤上放烟花，黄星源从东莞带了腊肠，林晓月在栏杆上写了“萤火虫小分队海堤分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那晚海风很大，她的头发被吹得乱七八糟，烟花燃尽之后海面重新陷入黑暗，只有远处渔船的灯火在一闪一闪。她站在黄星源旁边，他忽然说了一句“明年暑假我可能回不来了，新项目工期排得很紧”。她说不急，你忙你的。他说你们都在往前走，我也不能停。
“你已经走得很远了。”她当时说。
“还不够远。我想走到一个地方，从那里回头看，能看到你们所有人。”
邱莹莹睁开眼，把石头放回铁皮盒子里，盖上盖子。铁皮盒子的边角又掉了一块漆，露出底下银灰色的铁皮。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信纸，铺在桌上，开始写信。信是写给黄星源的。她已经很久没有写信了——手机和电脑取代了大部分的书信往来，但有些话她还是觉得必须用笔写下来才能算数。
“星源：
今天婉真收到石狮一中的聘书了。她要回石狮教书。你听到这个消息会不会像我一样先愣了三秒然后笑了？她终于回去了。我们四个人里终于有一个回到了起点。她说还差三个。我说一个一个来。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也许两年，也许三年，也许更久。但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因为你说过的话没有不算数的。就像你爸说过芒果树每年都会结果，就像我妈说过生日吃面会长寿，就像胡伯说过信会寄到的。所有说出口的承诺里，有些被台风吹散了，有些在邮路上走丢了，但你答应过的事没有一件落空。”
她写到这里停下笔，看了一眼窗外。福州的傍晚是灰橙色的，远处五一广场的灯塔亮起来了，和石狮海堤上看到的灯塔不是同一座。她低下头继续写，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
“我今年毕业，不出意外的话论文答辩能过。工作还没定，福州有几家单位在招人，但我想回石狮。不是马上回——是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等你的那个‘以后’到了，等婉真的三角形找到最后一个顶点。你不用担心我。我已经不是那个每天早上蹲在走廊上假装系鞋带的女生了。我现在系鞋带只要三秒钟，蝴蝶结打得比谁都结实。但有些事情从来没变——我还留着那块石头，还留着你的第一封信，还记得你在东莞天台上说‘那颗星星不是最亮的，但最稳’。我也想做那颗最稳的星星。不急，不躁，不跑远，就在原地亮着，等你回来的时候能看到。”
信写完之后折好放进信封，在收件人那栏写下黄星源在东莞的新地址。她封口的动作很慢，把胶水一点一点地涂匀，用力按紧，像在进行一场只有她一个人知道的庄严仪式。然后她把信放在枕头底下——和那块石头、那把钥匙、那些旧信放在一起。这封信她不打算马上寄。她打算等毕业论文答辩完那天再寄出去，作为对她自己这四年大学生活的一个收尾——寄出这封信，她就可以安心地开始下一个阶段了。
与此同时，在厦门。
林晓月正在宿舍里收拾她四年来攒下的全部家当。厦门理工学院的宿舍比凤里中学的宿舍大了不少，四人间，有独立卫生间，有空调。她的床位是进门左手边靠窗那一张，墙上贴满了她大学四年的作品——用荧光笔画的时装效果图，用马克笔渲染的室内设计方案，用电脑绘制的商业插画。每一张都色彩饱和度高得能让老师血压飙升，但她就是不肯改。大三那年有个外聘的教授看了她的作业，在评语栏里写了三个字——“太刺眼”。她把那张评语撕下来贴在床头，旁边用荧光笔画了一个笑脸和一行字——“谢谢夸奖。”如今她要毕业了，要把这些画一张一张从墙上揭下来，卷好，塞进画筒里。画筒是她从学校门口的美术用品店买的，黑色的塑料筒，能装二十张画，她买了两个，结果发现两个根本不够——她四年里画的画少说有两百张，还不算那些画在草稿纸背面、课本扉页和食堂餐巾纸上的涂鸦。她坐在一堆画纸中间，像一个坐在自己产下的彩色雪崩里的幸存者。
“晓月，你这些东西怎么搬回家？”室友从上铺探下头来，看着她满床满地满桌子的画纸和荧光笔，表情像在看一个即将被物资淹没的灾难现场。
“我表哥开车来接。”林晓月一边卷画一边头也不抬地说，“他说他的面包车后排能放平，可以装半个宿舍。我说那刚好——我一个人的东西大概能占四分之三。”
室友沉默了两秒钟，大概在计算这个比例是否合理。林晓月没给她计算的时间，把最后一支荧光笔塞进笔袋里，拉上拉链。那个笔袋是她自己缝的，布料是一块从晋江菜市场隔壁的布摊上买的荧光绿色帆布，拉链是黄婉真帮她装上去的——黄婉真不会做针线活，但装拉链这件事被她当成了一道几何题：拉链齿的间距是固定的，布料的厚度是一毫米，针脚的长度要控制在两毫米以内，才能保证拉链在承受一定拉力时不会脱线。她算好了参数画在纸上交给林晓月，林晓月照着缝了两个晚上，手指被针扎了不下二十次，最后缝出了一个歪歪扭扭但异常结实的笔袋。
四年了，这个笔袋还在用。拉链没坏，布料没破，荧光绿的颜色褪了一点点，但还是很亮。
她把笔袋塞进行李箱的侧兜里，拍了拍箱子，站起来环顾了一圈这个生活了四年的宿舍。墙上残留着胶带的痕迹，床板上放着她大学四年攒下的全部行李——两个行李箱、两个画筒、一箱荧光笔和一盏充电台灯。她忽然想起六年前在凤里中学宿舍收拾行李的那个下午，那时候她的全部家当只有一个书包和一个塑料袋，书包里塞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塑料袋里装着蔡阿姨小卖部里最后一包薯片和半瓶可乐。那时候她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告别的全部准备——给邱莹莹和黄婉真写了同学录，在荧光笔下画了无数个歪歪扭扭的箭头，站在海堤上面对大海喊了一声“考完了”。但那天晚上她还是哭得稀里哗啦的，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她忽然意识到有些东西她带不走——芒果树下的石凳、传达室里的铁皮盒子、窗台上那只橘猫翻着白肚皮睡觉的样子、熄灯后隔着一道窄窄的过道听到的均匀呼吸声。这些东西太重了，重到行李箱装不下，只能留在原地。
但六年后的今天，她忽然觉得那些东西并没有留在原地。它们跟着她走了很远的路——从凤里中学到厦门理工学院，从十四岁到二十岁，从用荧光笔写同学录到用荧光笔画时装效果图。她走到哪里，它们就跟到哪里。不是物理上的跟随，是刻在她眼睛里的跟随——她看世界的方式，用荧光色打破灰暗的本能，在每一张画纸上画满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中的鲜艳色彩却坚信它们总有一天会成为现实的执拗。
这些都是凤里中学给她的。是邱莹莹和黄婉真给她的。是那个永远在信的最后用绿色荧光笔签名的十四岁夏天给她的。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给黄星源发了一条短信，内容只有一行字——“星源哥，我毕业了。以后你的工地效果图可以包给我，免费的，但前提是你能接受荧光绿的配色方案。”
短信发出去不到半分钟，黄星源回了一条，比她的还短——“行。但你得先过黄婉真那关。她说三角形最稳，你的三角形画得不够直。”林晓月盯着屏幕看了三秒，然后站在满地行李中间发出了石破天惊的笑声。上铺的室友被她吓得差点摔下来，探出头来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什么，只是想到了一个从十四岁画三角形画到现在还没画直的人。
那个人在六百公里外的东莞，正站在一栋刚封顶的厂房楼顶上验收钢筋绑扎。他把手机收回工装口袋，从安全帽内侧摸出那张被透明胶加固了无数次的纸条——“安全第一。有人在等你回去。”这顶安全帽已经换了新的，但纸条还是原来那张。他用手指按了按纸条的边角，确认它还在，然后拿起对讲机对楼下的施工班组说了一句——“钢筋间距再量一遍，误差不能超过五毫米。”
“五毫米？甲方要求是十毫米。”对讲机里传来班组长的声音。
“按五毫米做。这里靠海，盐雾腐蚀比内陆严重，保护层厚度多留一点，将来房子能多撑二十年。我们建的楼不能塌。”
这句话他说得很平静，像是说今天天气不错。但楼下的班组长沉默了几秒，然后回了一句“收到”。没有人知道他从哪学来的这些——盐雾腐蚀、保护层厚度、混凝土耐久性。也许是从夜校的物理笔记里，也许是从二级建造师的考试大纲里，也许是从那个在海边长大的女孩写的毕业论文里——那篇关于海风如何侵蚀混凝土、而人如何在被侵蚀的过程中变得更坚硬的论文。邱莹莹在写论文的时候会把初稿发给他看，问他对混凝土配合比的意见。他不是专家，但他有五年工地一线的实操经验——水泥和沙子的比例、水灰比、振捣时间、养护周期，这些东西他从十六岁就开始碰了。他给的建议不是书本上的理论，是他的双手在无数个凌晨五点半的搅拌站里摸出来的。邱莹莹在论文致谢里写了一句话——“感谢东莞市某某建筑公司的黄星源先生提供的一线施工经验支持。”她把这句话拍下来发给他看，他正在工棚里吃晚饭，看到那行字的时候筷子停在半空中停了很久，然后把手机递给旁边正在喝汤的老吴头看。老吴头把老花镜从抽屉里翻出来架在鼻梁上，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一遍，读完之后把眼镜摘下来用围裙角擦了擦眼睛。“放糖的。”他说。
“什么？”
“西红柿炒鸡蛋。今晚给你做一份，放糖的。”
东莞的夏天来得比石狮早。四月份气温就飙到了三十多度，工地上的钢板晒得能煎鸡蛋，黄星源每天在楼顶上站十个小时，安全帽下的头发永远是被汗水浸透的状态。但他喜欢站在高处。从楼顶能看到工地外面那条河，河对岸是新开发的商业区，再往远看是一排排新建的住宅楼。这些楼有几栋是他参与建的——不是设计了图纸，不是签了项目合同，而是戴着安全帽站在钢筋水泥中间，一根一根地检查每一处绑扎点。他在夜校学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是“结构安全是建筑的第一生命”，教施工规范的老师是个退休的老工程师，说这句话的时候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栋楼，然后在楼下面画了一排小人。老师说你们看，每一栋楼下面都有人——住在里面的人，路过的人，送外卖的人，放学回家的小孩。你们做施工的，手里握着所有这些人的命。那天晚上他回到工棚，在黄婉真送的那本《建筑施工手册》扉页上加了一行自己的字——“我建的楼不能塌。”不是“尽量不塌”，不是“争取不塌”，是“不能”。他在这个不可能百分百保证的命题面前，给了自己一个百分之百的要求。黄婉真后来在信里读到这句话，回复了一句——“地基承载力不足的楼会塌，但你的三角形不会。因为三角形最稳。”
黄星源的对讲机又响了。这次是工地办公室打来的，后勤小刘的声音从电流杂音里挤出来，听起来兴奋得有些失真——“黄工，你的快递！很大一箱！寄件人写的‘萤火虫小分队’，寄件地址是石狮市凤里中学传达室。要帮你拆吗？”
“不用。”黄星源说，“放我宿舍门口。我自己拆。”
他挂了电话，在楼顶上站了一会儿。头顶上的太阳直直地照着，安全帽被晒得滚烫，汗水从额头流下来滴在钢筋上，嘶的一声就蒸发了。远处那条河还是灰绿色的，河对岸的商业区反射着刺眼的白光。他从口袋里摸出那张证件复印件——二级建造师资格证，折痕已经很深了，纸张边缘起了毛，但他的名字和证书编号还是清清楚楚。他翻到背面，上面是黄婉真三年前写的一句话：“下一步：一级建造师。书已买，在邱莹莹那里存着。”
他把证书折好放回口袋，拍了拍安全帽上的灰。然后他对着天空笑了一下。不是对任何人笑，是对自己笑，是对那些在工棚外面数星星的夜晚笑，是对那半个用馒头皮包着的水煮蛋笑，是对那封用左手写的信笑，是对他说“你就当它黄了吧”的那颗青芒果笑。他今年二十一岁。十九岁考过二级建造师，二十岁独立负责第一个项目，二十一岁正在准备一级建造师的考试。从十四岁离开凤里中学那天算起，七年了。他用了七年的时间，从一个只会搬砖的小工变成了能指着楼顶钢筋说“间距再量一遍”的人。但他觉得自己还不够。不是证书不够，是距离那个“以后”还不够近。
“以后”是什么样子的？他在心里画过很多张图——比黄婉真画的地图更详细，比他手里的施工图更精确。是有朝一日回到石狮，在海边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建筑公司，窗明几净，不拖欠工人工资，每一栋经手的楼都该有安全网的地方有安全网，该放糖的西红柿炒鸡蛋放糖。是在凤里中学那片竹林旁边的空地上捐一栋实验楼——不是用钱捐，是用他亲手画的设计图捐，抗震设防烈度比国标高一度，安全系数比合同要求多留百分之二十。是站在海堤上，左边是邱莹莹，右边是黄婉真，左边再左边是穿着荧光绿T恤用荧光笔在栏杆上写会议记录的林晓月，告诉她们他做到了——所有答应过的事，所有被写在信纸边角、被压在枕头底下、被画成三角形顶点的承诺，全部做到了。
但那是以后。现在他还要在东莞的太阳下再站一个夏天，再站两个夏天，再站到下一个“回去”的时刻。不急。他对自己说。
天色渐渐暗下来了。邱莹莹写完信，把信封好放进枕头底下，然后拿起手机给黄婉真发了条短信——“信写好了。等答辩完就寄。”黄婉真回复得很快——“什么信？”邱莹莹对着屏幕笑了一下，打字的手指停顿了两秒，然后用一种她很少用的、郑重其事的语气回复——“给星源的信。告诉他我快毕业了，论文致谢里有他的名字。告诉他你说还差三个一个一个来。告诉他我们都在等他。不急，但会一直等。”
黄婉真看着这条短信，在泉州师范空荡荡的宿舍里，她正在收拾最后一点行李——明天一早她妈从晋江骑摩托车来接她回石狮报到。她把手机放在桌上，铺开一张信纸，开始写一封信。不是回信，是她写给所有人的信。收件人那栏写着“萤火虫小分队全体成员”，寄件地址是泉州师范学院物理系，寄件日期是今天。
“邱莹莹、林晓月、黄星源：
四年前我们在东莞天台上数星星，黄星源说织女星每年夏天都会在同一个位置亮起。他说它不会变。我说我查过了，织女星在自行运动，每年会偏移零点几角秒。他说偏移了就不是原来的位置了吗？我说在天文学意义上——还是。因为误差在可接受范围内。他说那就是没变。
现在我知道了，他是对的。我是学物理的，但我花了四年时间才弄明白他当年说的‘不会变’是什么意思。不是说星星真的不移动。是说它对一个人的意义不会因为移动了一点点就减少。就像我们在不同的城市，从四个不同的方向往各自的前方走，但我们之间的相对位置没有变。因为石狮还在那里，凤里中学还在那里，芒果树还在那里。那个起点永远不会移动。所以不管我们走到多远，只要回到起点，三角形还是原来的三角形。”
她停下笔，看了看窗外的夜色。泉州的夜空没有东莞那么多工业灯光的干扰，能看到更多的星星。织女星就在东北方向，比她记忆里稍微亮了一点。她忽然想到那个夏天的傍晚——她坐在篮球架下面，一个她不太熟的男生忽然开口说了一句她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爸爸马上要死了，应该怎么办。”她当时没有答案。她只是陪他坐到了天黑。后来她用了七年的时间，一点一点帮他找到答案——不是帮他，是他们一起找到的。答案不在任何一本物理教材里，不在任何一张施工图纸上。答案在他每次把她的便签贴在新安全帽内侧的动作里，在她每次说“下一步”时他点头的频率里，在那些不需要说出口的默契里。
她把最后一段话写完，折好信纸，装进信封。然后在信封背面画了一个三角形，三个顶点旁边用铅笔轻轻地标注着：石狮、东莞、福州。第四个顶点是厦门，她用虚线连了上去。四个点，两个三角形，一个永远在起点等所有人回来的女孩。
第二天一早，她妈骑着那辆修了无数次换了三条轮胎、后座绑着菜筐的摩托车出现在泉州师范校门口，车把手上还挂着一袋刚出锅的蒸糕。她妈穿着一件深紫色的碎花衬衫，头发染过了，但还是能从鬓角看到几根新长出来的银丝。黄婉真背着书包拎着行李箱走出宿舍楼的时候，看到妈妈正坐在摩托车上用围裙擦手，围裙上还沾着菜市场特有的湿漉漉的菜叶碎屑和鱼鳞片的银光。妈妈说菜市场今天没出摊，专门来接她。黄婉真把行李箱绑在后座上，坐上摩托车后座，双手扶着妈妈的腰。和初一时每次接送一模一样，和那年台风天妈妈骑摩托车来学校接她去晋江菜市场一模一样。
“回石狮？”她妈发动摩托车，回头问了一句。
“回石狮。”黄婉真说。她侧过头，最后看了一眼泉州师范的校门——那个她生活了四年的地方。校门口的凤凰树也在开花，火红火红的，和凤里中学门口那棵是同一个品种。摩托车驶出校门，往石狮的方向开。从泉州到石狮的路她走了无数遍——初中三年在晋江菜市场和凤里中学之间往返，高中三年在泉州一中和晋江之间往返，大学四年在泉州师范和家之间往返。但今天这条路不一样。今天的终点不是晋江菜市场，是石狮一中，是离凤里中学十分钟车程的地方，是她所有三角形的起点。
摩托车驶过沿海公路，海风从右侧的海面上吹过来，带着她太熟悉的咸味。她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闻到的不只是海盐和碘的味道，还有另一个她永远记得的气息——那个傍晚的竹林深处混合着泥土和竹叶的微凉空气，那个人手背上她只碰了一下的温度。她睁开眼，看着越来越近的石狮海岸线和海岸线后面鳞次栉比的屋顶，在心里默默数着距离凤里中学还有多远。下一个路口，再下一个路口。摩托车拐过一个弯，远远地能看到凤里中学操场上那面国旗在风中猎猎作响。她忽然想起她问妈妈的那句话——“如果我回石狮教书，你觉得怎么样？”她妈当时的回答是——“石狮好。近。你爸要是还在，也会说好。”她从来不在她妈面前提爸爸，但她妈知道。她妈什么都知道。
摩托车在校门口停下来的时候，她看到了两样东西。左边，凤凰树下的传达室窗台上，周管理员正在往窗台上放一杯茶，旁边的橘猫翻了个身，露出肚皮上白色的绒毛。右边，芒果树下站着一个穿碎花裙子的女孩，手里拎着三根冰棍。红豆的、绿豆的、红豆的。和一周前一样，和一年前一样，和六年前那个夏天一样。邱莹莹没有告诉她今天会来。但她来了。站在芒果树下，冰棍已经开始化了，汁水滴在她脚边的泥土上。
黄婉真从摩托车后座上下来，解开行李箱的绑绳，把箱子放在地上，然后朝芒果树走过去。两个人站在两棵芒果树之间，中间隔着六年的光阴和无数封信，和埋在地下的那枚五毛钱硬币，和今年新结的青芒果，和那句说过无数遍但从来没失效过的话。
“给你。”邱莹莹递过那根绿豆冰棍，“蔡阿姨说老顾客优惠，二十年不变。”
黄婉真接过冰棍，拆开包装纸，咬了一口。绿豆的甜味在舌尖上化开，和六年前一模一样的味道。
“你论文答辩完了？”她问。
“完了。导师说优秀论文。致谢里写了黄星源的名字。”
“他看了吗？”
“看过了，说混凝土配合比那部分有个数据不太对，让我再核实一下。我已经改好了，答辩的时候老师没发现那个错误。”邱莹莹咬了一口自己的红豆冰棍，“你的报到手续办了吗？”
“明天。今天先安顿宿舍。教工宿舍两人一间，有空调有独立卫生间，比凤里中学的宿舍好多了。你什么时候回福州？”
“后天。毕业典礼。你忙你的，不用来。”
“嗯。”
两个人同时笑了。这种句式她们已经用了太多年，久到已经变成了一种本能——在对方需要自己之前先说“你忙你的”，在对方还没开口求助之前已经把下一步做好了。不需要解释，不需要感激，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语言。就像冰棍分你一半，就像信到了等你一起拆，就像你在电话里说“定了石狮”而我在图书馆走廊上握着手机笑着愣了三秒。有些友谊是建立在共同经历上的，而她们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共同选择上的。每一个重要的决定都会把对方考虑在内，不是商量，而是默认值。是出厂设置，是系统参数，是刻在骨头里的本能反应。
邱莹莹吃完冰棍，把棍子插在芒果树下的泥土里，和一周前黄婉真插的那根并排立着。两根棍子挨在一起，一根红豆一根绿豆，像两个小小的、歪歪扭扭的墓碑，也像两个刚刚破土而出的嫩芽。她说这是时间胶囊——不是留给未来打开的，是留给未来长出来的。黄婉真说未来的芒果树会有红豆味和绿豆味两种口味。邱莹莹说那林晓月一定会选红豆味的，因为她说绿豆吃多了觉得自己像一株光合作用的植物。
海风从远处吹过来，穿过操场穿过竹林穿过芒果树，把凤凰花瓣吹落在她们脚边。夏天才刚刚开始，而她们的夏天，永远都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