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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第 12 章 第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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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空庭
民国二十二年，秋。
沈怀瑾已经很久没有抬头看那扇老虎窗了。
不是不想看，是不敢看。每次走到弄堂口，脖子总会不由自主地仰起来，目光投向三楼那扇小小的窗户——然后被那片漆黑烫到一样缩回来。已经大半年了，窗子里再也没有亮过灯。可他还是会习惯性地在路口站一站，像是在等什么，又像是什么都没等。
这一年，他二十四岁。
照镜子的时候，他会恍惚一下。镜子里那个人，眼窝深陷，颧骨高耸，下巴上冒着青色的胡茬，嘴角微微下撇，像是被什么东西坠住了。他忽然想起三年前自己在圣约翰大学演讲台上慷慨陈词的模样——那个人哪儿去了？
报馆的差事他还在做。老马升了副主编，他也跟着涨了一点薪水。不多，但够一个人活了。只是报社的氛围和从前不一样了——报纸上不准再提“抗日”，不准再批政府，不准再煽动“不必要之情绪”。老马把上头发下来的审查清单贴在编辑部的墙上，密密麻麻十几条，最后一条是“其余未列明者，亦不得违逆”。
老马指着那张单子，从鼻子里喷出两股烟：“看见没有？咱们现在是戴着镣铐跳舞。”
沈怀瑾看着那些禁令，没有说话。他想，他这辈子，好像一直都在戴着镣铐跳舞。从前是沈家的镣铐，后来是世俗的镣铐，如今连他唯一还能写的文章，也被套上了镣铐。他唯一挣脱镣铐的那一次，是走进四马路的那天晚上。可他挣脱了一副，又亲手戴上了另一副——那副镣铐的名字叫沈寄舟。如今这副镣铐不见了，他却比任何时候都更不自由。
九月底，他写了一篇文章，换了三个笔名，投了四家报馆，全被退了回来。退稿理由出奇地一致——不合时宜。他没有再试第五家。他把那篇稿子折好，放进抽屉里，和其他几篇退稿摞在一起。抽屉已经快要塞不下了，可他舍不得扔。那些稿子是他在无数个无眠的夜里，趴在桌上，就着一盏孤灯写出来的。每一篇都是没有寄出的信，收信人只有一个。
十月中旬，孟宪成又派人来了一趟。
这回不是名片，是一封信。信差是个穿长衫的年轻人，毕恭毕敬地把信交到他手里，站在一旁等他拆。沈怀瑾拆了信，里面装着一张红色喜帖，烫金的“囍”字晃得人眼晕。喜帖上写的是“沈怀瑾先生暨夫人阖府”，旁边小字注明了新娘的名字——周佩兰，纺织业大亨周家的二女儿。
他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
孟宪成附了一张便条，字迹一如既往地工整——世弟：周家这门亲，是你父亲与我多方奔走才促成的。佩兰小姐品貌端庄，性情温良，与你正相匹配。你若应了，沈家的门即刻便开。你父亲的身子大不如前，拖不得了。你若不应——
后面没有写。不是忘了写，是不需要写。
沈怀瑾把喜帖放在桌上。沈寄舟留下的那管竹箫就搁在旁边，墨色流苏垂在桌沿，被窗口漏进来的风吹得微微晃动。他看着那管箫，忽然笑了一下。不是苦笑，不是自嘲，而是一种连他自己都说不清的笑——笑他当初在孟家书房里听见这些话时，还会攥紧拳头、浑身发抖。如今再听一遍，只觉得麻木。像一根针扎进了没有知觉的皮肤，你知道它在扎你，可你感觉不到疼。
他对信差说，让我想想。
信差走了之后，他把喜帖和便条一起折好，夹进那本旧书里。那本旧书如今夹满了东西——孟宪成的名片、那张当票的存根、沈寄舟留下的纸条。他合上书，把它放回书架最深处。
然后他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很久很久。
他没有在想周家小姐。他在想，沈寄舟此刻在哪儿，冷不冷，咳不咳，有没有人给他熬一碗热粥。那三百块钱花完了没有。如果花完了，他又在做什么。他嗓子坏了，唱不了戏，身子又弱，做不了重活。他靠什么活着？还是说——他根本就没打算活太久？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被他死死摁了下去。
他站起身，走到炭炉前，生火，淘米，熬粥。米是糙米，水是冷水，炭是湿炭，生了半天才点着，满屋子都是呛人的烟。他蹲在炉子前，用扇子一下一下地扇，眼睛被烟熏得发酸，可他一直在扇。他得熬粥。他得学会熬粥。他从前不会熬粥——沈寄舟在的时候，粥永远是他熬的。他总说沈怀瑾熬的粥不是太稀就是太稠，让他别浪费米。
如今他学会了。
他把粥熬好，盛了两碗。一碗放在自己面前，一碗放在对面。对面没有人。他低下头，慢慢地喝自己那一碗。粥很烫，烫得他舌头发麻。他一口气喝完，然后端起对面那碗，也喝了。
他每天都多熬一碗。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这样，就好像他还在。只是下楼买菜了，去裁缝铺还账本了，被邻居叫去写条子了。他马上就会推门进来，说，今日回来得早。
隔壁的留声机又在放靡靡之音了。一个女声软绵绵地唱着“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他从前觉得这歌俗不可耐，如今听了，只觉得每一个字都像在说自己。
冬天又来了。
十二月的某一天，沈怀瑾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从闸北邮局转来的，信封上只写了收件人的姓名和地址，没有寄件人。信封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像是刚学写字的人写的，可沈怀瑾还是在看到的第一眼就认出来了。
那不是沈寄舟的字。
但他还是拆开了。
信很短。只有一句话——
“沈寄舟让我告诉你，他很好。不用找了。”
没有落款，没有日期。信封上的邮戳是汉口的。
汉口。
沈怀瑾把信翻来覆去地看了无数遍，把那句话读了一遍又一遍。沈寄舟让人带话给他。他没有亲自写信，甚至没有让人替他写——这封信的字迹太稚拙了，大概是请了什么街上代写书信的摊贩，却又不是沈怀瑾那种读过书的人，执笔的也许只是个略通文墨的半大小子。沈寄舟宁愿找这样的人，也不肯亲笔写一个字。
为什么？
沈怀瑾想了很久。不是不想写，是不敢写。怕自己一落笔，就忍不住告诉他自己在哪儿，怕那封信会变成一根绳子，把沈怀瑾从好不容易开始的“新生活”里重新拽回来。他连自己的字迹都要藏着，连口信都要托陌生人来传。他要断得干净，断得彻底。
可是他还是让人带话了。他说他很好。
他很好。
沈怀瑾把那句话攥在手里，攥了很久。
当天夜里，他跟报馆请了假，买了去汉口的火车票。在乱糟糟的车站里挤了整整一天一夜，到了汉口，拿着沈寄舟那张小照四处打听。码头上、茶馆里、戏园子后门——所有他以为沈寄舟可能会去的地方，他都问遍了。
没有人见过照片上的人。
他在汉口待了三天，一无所获。第四天，他坐火车回了上海。在回闸北的黄包车上，他靠在车篷里闭着眼，脑子里反复转着那封信上的字——他很好。不用找了。
他终于明白过来。“他很好”也许是真的，也许不是。但“不用找了”是。沈寄舟不是找不到，是不想被他找到。他托人寄这封信，不是为了给沈怀瑾线索，而是为了给他一个句号。一个沈怀瑾一直不肯画上的句号。
他紧紧握着那张照片，在黄包车里闭着眼，从汉口一路颠回了闸北。
他没有再去找。
但他也没有回沈家。
孟宪成又派人来催了两次，说沈渭清的身子越发不好了，年前大病了一场，如今虽然能下床了，但精神头大不如前。孟宪成的信越写越长，语气越来越急切，最后几乎是恳求了。
沈怀瑾没有回信。
他只是把喜帖收好，把沈寄舟的竹箫擦干净，重新放回原处。
他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也许是在等沈寄舟回来。也许是在等自己死心。也许是在等一个连他自己都说不清的东西，比如一个答案，比如一个结局。
可是死心哪有那么容易。那个人还活在这世上的某个角落，还在呼吸，还在咳嗽，还在某个他不知道的地方吃着梨。而梨是分离的意思。他当初为什么要送梨？
他不信。
民国二十二年的大年三十，沈怀瑾一个人过的。
他在报馆值完夜班，回到闸北时已经快十二点了。弄堂里有人在放鞭炮，零零星星的，噼里啪啦响几声就停了。他上了楼，推开门，屋里一片漆黑。
他没有点灯。
他摸黑走到桌前，拿起那管竹箫，坐在沈寄舟从前常坐的那把椅子上，把那管箫握在手里，没有吹。他不会吹箫，也怕自己吹得太难听——万一沈寄舟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隔着千山万水，听见了。
他放下箫。
窗外，远处传来除夕夜的钟声。他闭上眼睛。四年前的今夜，沈寄舟站在这里，给他唱了一出《惊梦》。沙哑低回的嗓音，字字句句都刻在他心里。那是他这辈子听过的最好听的戏。他当时不知道。他以为以后每年都能听到。他以为他们还有很多时间。
他睁开眼睛。对面的椅子空着，桌上的粥碗空着，整间屋子都空着。
他把那管箫放在桌上，对着那把空椅子，轻声说了一句——“寄舟，新年好。”
没有人回答。只有远处零星的鞭炮声，和窗外呼呼的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