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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第 14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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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A栋
于志远的尸体是在A栋402室里被发现的。
发现他的是同事。他在石狮一家足浴城当洗脚工，连续两天没来上班，领班打了几十个电话都没人接，最后叫了个跟他合租的同事上门去找。同事敲了半天门没人应，从消防通道绕到后窗往里一看，看见于志远躺在床上，眼睛瞪着天花板，嘴巴张得很大。同事吓得从防火梯上滚下来，摔断了一根肋骨。
派出所的人到的时候尸体已经有了味道。法医初步判断死亡时间是三天前，死因和姚千、陈泯泯一模一样——心脏骤停，没有外伤，没有中毒迹象，房间里没有打斗痕迹。唯一不同的是，于志远的床头柜上放着一部手机，手机屏幕还亮着，电量剩百分之三。屏幕上停着一条没发出去的短信，收件人是一个备注名叫“阿姨”的联系人。短信内容只有四个字——“我答应了。”
老吴把现场照片发到陈望生手机上的时候，陈望生正抱着小宝站在B栋201室的衣柜前面。照片上的于志远大概三十出头，瘦长脸，颧骨很高，眼眶很深，下巴很窄。又是一个长着新郎脸的人。这张脸在三号楼红姑的结婚证上、在302衣柜的镜子里、在石龟山苦楝树下的空坟旁边反复出现过无数次。现在它又出现在了A栋一个洗脚工的脸上。陈某明的脸像一枚被复制了无数次的印章，盖在不同年代不同身份的年轻男人身上，把他们一个一个拉进振狮开发区的三栋楼里，再一个一个地收走。
“于志远是不是也姓陈？”陈望生问。
“不姓陈。姓于。身份证上清清楚楚。”老吴在电话里翻着档案，“但他长得确实像你。也像那个陈泯泯。也像结婚证上那个新郎。我刚才把他的照片和之前那几个受害者的照片放在一起比对了一下——姚千不算，姚千长得不像。但陆子豪、刘川、李玉兰、陈泯泯、于志远，这五个人放到一起，像是亲兄弟。”
“李玉兰是女的。”
“女的也有像男人的时候。她颧骨高、眼眶深、下巴窄——和你描述的新郎特征全对得上。”老吴停顿了一下，话筒里传来翻纸的声音，“还有一件事。于志远的手机上，除了那条没发出去的短信之外，还有一段录音。录音的时间是三天前的凌晨一点——法医推测就是他死前几分钟。录音很短，只有七秒。我放给你听。”
陈望生把手机开成免提。小宝从他怀里抬起头，用没有眼珠的眼眶对着手机屏幕。
老吴那边传来点击播放的声音。录音开始是一片寂静——不是普通的安静，而是一种被压得很紧很实的死寂，像是录制者躲在被子里捂着手机录的。然后寂静里出现了一个声音。很轻，很远，像是在隔壁房间又像是在耳朵边——一个女人在唱歌。闽南语的老歌，调子拐着弯往下坠，软软糯糯，和红姑在302里唱的那首哭嫁歌一模一样。但声音不是红姑的，红姑的声音更年轻更清亮，这个声音更哑更老更薄，像是一层被磨了几十年的砂纸在轻轻刮着耳膜。
歌声持续了四秒。然后停了。
最后三秒是于志远的呼吸声——不是正常的呼吸，而是越来越快越来越急的喘息，像是他在录音的时候正在经历某种巨大的恐惧。然后喘息声忽然断了。录音结束。
“法医说呼吸停止的时间就是死亡时间。”老吴的声音很沉，“他在录音的时候死的。”
“手机还在现场吗？”
“在。已经取证了。那个叫‘阿姨’的联系人，我们查了号码——是一个空号。不是停机的空号，是不存在的空号。运营商说这个号码从来没有被分配过。”
陈望生把手机从免提切换回来。他低头看着怀里的小宝。小宝正用手指在地板上画着什么——它用长指甲在地板灰尘上画了一个圈，大圆圈套小圆圈。又是五行阵的图。它在洞里的时候大概见过黄德寿画过无数遍。
“阿姨是谁？”陈望生问它。
小宝停住手指。它抬起头，用自己的声音说了一句话——“阿姨不是一个人。”然后它切换成了那个苍老的林友福的声音——“阿伯说，B栋地下有哭声。A栋地下有歌声。两个声音不是一个鬼。”然后又切换成红姑的声音——“我妈在的时候，那两个声音不敢出来。我妈走了，它们出来了。”
“你妈认识它们吗？”
小宝沉默了一会儿。胸腔里的心跳从平稳变成急促，又从急促变成缓慢。它张开嘴，用一种陈望生从来没听过的声音——不是红姑的，不是林友庆的，不是任何他听过的声音，而是一个极老极老的老太太的嗓音，像是被埋了几十年刚挖出来的老式唱片在唱机上慢慢转动——说了一句闽南语。
“伊是壁中人。”
它是墙里的人。
陈望生赶到A栋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A栋是振狮开发区三栋楼里最矮的一栋，只有四层，外墙的涂料原本是土黄色的，被雨水冲刷了几十年之后褪成了一种恶心的灰黄色，像是泡了很久的旧纱布。楼道口的铁门没了——不是被拆了，是锈断了，整扇铁门靠墙斜着，上面爬满了爬山虎的枯藤。门框上贴着一张拆迁公告，红印都晒褪了色。
老吴在楼下等他。这次他没带辅警，一个人靠在墙边抽烟。看到陈望生抱着小宝从巷口走过来，他把烟掐了。“四楼。402。”
“几楼？”
“四楼。A栋只有四层。402是顶楼。”老吴推开单元门，楼道的声控灯居然亮了一盏——惨白惨白的节能灯，装在天花板上，把楼道照得像一间手术室。楼梯扶手是铁的，锈得厉害，扶上去满手锈屑。墙上的墙纸全部翘了角，露出下面发霉的水泥。每层楼的转角处都堆着杂物——破鞋、旧报纸、空的矿泉水瓶，用尼龙绳捆着，落满了灰。
“这栋楼还有多少人住？”
“登记在册的大概还有七八户。都是老人，没地方搬。”老吴指了指二楼一扇关着的门，“203住着一个老太太，姓蔡，八十多了，耳背。昨天我们抬尸体下来的时候她从门缝里看了一眼，说了句‘又死一个’，然后把门关了。”
“又死一个？A栋以前也死过人？”
“查了。”老吴在楼梯上停下来，翻开手里的笔记本，“A栋402室，过去二十年没有命案记录。但有过四次自杀记录——1989年、1996年、2003年、2011年。四个人都是从四楼走廊尽头的窗户跳下去的。都是年轻男人。都是外地来打工的租户。”他合上笔记本，“派出所的旧档案里写的是‘自杀，原因不明’。有一个共同点——四个人在跳楼之前，都跟邻居说过同一句话。”
“什么话？”
“‘有人约了我。’”
四楼到了。走廊很长很窄，天花板很低，头顶的日光灯嗡嗡作响，惨白的光打在水泥地面上，把走廊照得像一条通往什么不可知尽头的地下通道。走廊两侧各四扇门，一共八间房。只有402的门开着，门口的警戒线在风里轻轻晃动。
402的格局和B栋201完全不同。这是一间狭长的单人公寓，进门是一个窄窄的过道，过道尽头是卧室，卧室里面还有一个卫生间。过道的墙上贴满了旧报纸，报纸已经发黄发脆，边角卷起来，上面压着一层一层的透明胶带。陈望生凑近了看——报纸上的日期是1989年。1989年7月14日，《石狮日报》，头版标题是《石狮建市以来最大旧城改造项目启动》。第二版有一条巴掌大的新闻——《振狮开发区A栋一租户坠楼身亡，疑因经济纠纷》。这是第一个跳楼的人。他把报纸的透明胶带撕开，翻到背面。背面是另一张报纸，日期是1996年3月2日。同样的位置，同样的版面，同样的巴掌大的新闻——“振狮开发区A栋一男子坠楼，系本月第二起”。再翻一层是2003年的，再翻一层是2011年的。四层报纸，四个死者。贴报纸的人把每一条坠楼新闻都剪下来，按日期叠在一起，压得整整齐齐。
“谁贴的？”老吴也看到了这些报纸。
陈望生没有回答。他继续往里走。卧室不大，窗户朝北，正对着B栋的后墙。两栋楼之间是一个窄天井，和三号楼那种围着榕树的天井不一样——这个天井更小更暗，地面上积了一层几十年的枯叶和垃圾，散发出一股潮湿的腐味。窗户开着半扇，窗台上放着一个玻璃烟灰缸，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烟头旁边是一个塑料打火机，打火机上印着一家足浴城的名字和地址。于志远工作的地方。
床在窗户对面。床上的被子和枕头已经被法医拿走了，只剩下空空的床垫。床垫上有一个深深的人形凹陷，凹陷处残留着一层薄薄的白色粉末——法医取证时撒的指纹粉。床头柜上放着于志远的手机充电器和一本皱巴巴的杂志，杂志封面是一个穿着清凉的女模特，边角被翻烂了。
手机已经被警方取证带走了。但陈望生看到了床头柜下面压着的东西——一张纸条，对折着，夹在床头柜和墙壁之间的缝隙里。他把纸条抽出来打开。纸条上只有一行字，用圆珠笔写的，字迹很潦草——
“阿姨说，402室是她的房间。”
笔迹和陈泯泯在衣柜内壁上写的一样。不是同一个人的笔迹——于志远的字更潦草，压笔更重——但写的句式完全一致。“阿姨说，别开门。”“阿姨说，402室是她的房间。”那个“阿姨”在跟住进振狮开发区的每一个长得像新郎的人说话。通过什么方式？短信？电话？还是他们住进来之后，在夜里半梦半醒的时候听到的那种从墙里渗出来的声音？
他想起于志远手机上那条没发出去的短信——“我答应了。”于志远答应了什么？
“老吴，于志远手机上的通话记录和短信记录，你们查过了吗？”
“查了。除了那个空号‘阿姨’之外，还有一个号码频繁出现。是一个本地手机号，运营商查了，实名认证是一个叫‘刘秀英’的人。”
陈望生的手指在纸条上收紧了。“刘秀英？B栋201室的房东？”
“对。同一个人。陈泯泯的房东也是她。于志远的房东也是她。她在振狮开发区不止一套房子——她在B栋有一套，A栋也有一套。两套都是她过世的老伴留给她的。她老伴是原来石狮供销社的职工。”
供销社。又是供销社。红姑的新郎是供销社的。林友福在供销社的布柜里挑了红盖头的红绸布。黄德寿偷来的铁箱子上印着“石狮供销社”。拨浪鼓上的字、龙凤烛上的字、结婚证上的照片——新郎穿着供销社的灰色中山装。现在刘秀英的老伴也是供销社的。所有的线都穿进了同一个针眼。
“刘秀英现在在哪？”
“在她自己家里。A栋202室。她腿脚不好，平时不怎么出门。”
“她多大年纪？”
“六十三岁。”老吴合上笔记本，“她老伴比她大十多岁。2000年就死了。她一个人守寡快二十年。她有个儿子，在厦门工作，很少回来。她说她出租房子是为了补贴家用。”
小宝在陈望生怀里动了一下。它把一直戴着手套的手从手套里抽出来，用那根又细又长的手指指着纸条上的字。它没有说话，但它胸腔里的心跳忽然快了起来——快得透过那层暗红色的薄膜都能看到心跳的节奏。它认得这个笔迹。不是于志远的笔迹——是“阿姨”的笔迹。它在洞里的时候，大概在墙缝里见过这个笔迹。
“阿弟，”它用自己的声音说，然后又切换成那个苍老的林友福的声音，“阿伯说，刘秀英不是阿姨。阿伯说，阿姨死了很多年了。阿姨是刘秀英的——”
“什么？”
小宝停住了。它的手指还悬在纸条上方，但它嘴里不再发出任何声音。它把手指缩回来，重新戴好手套，然后把脸埋进陈望生的锁骨窝里。它不说了。不是不想说——是不敢说。
陈望生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抱着小宝走出了402室。走廊里的日光灯还在嗡嗡作响，头顶那惨白的光把他的影子投在水泥地面上，拉得很长很淡。他走到走廊尽头——那扇窗户。从1989年到2011年，四个年轻男人从这扇窗户跳下去，落在天井里，落在枯叶和垃圾堆上。窗户是老式的铁框玻璃窗，窗框锈得厉害，玻璃上蒙着一层灰，透过去能看到对面B栋的后墙。窗台上落满了死虫子的壳和干涸的鸟粪，但有一小块地方是干净的——大概巴掌大，被反复擦拭过，干净得连一点灰尘都没有。
有人经常把双手撑在这个位置往下看。
陈望生把窗户推开，探头往下看。四楼的高度不算太高，但天井地面是水泥地，跳下去必死无疑。天井里堆满了建筑垃圾和废弃的自行车，但他看到了一样东西——垃圾堆里有一小块被清理过的区域，摆着一个小香炉。香炉是铁的，生了锈，炉身被撞得坑坑洼洼。香炉前面放着一只搪瓷碗，碗里装着半碗白米饭，米饭上插着三根香。香是燃过的，烧得只剩竹签。
楼下有人在祭拜。祭拜那几个跳楼的人。祭拜的人很可能就是刘秀英。她给她的租户烧香——这些被她“阿姨”收走的人，大概每一个她都烧过香。
陈望生回到二楼。202室的门关着。他敲了三下。没人应。又敲了三下。门内传来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一下一下很慢很重。门开了一条缝，门链挂着，从缝隙里露出一张脸——老太太的脸，皮肤皱得像风干的橘子皮，花白的头发用黑色发夹别得整整齐齐。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开衫毛衣，领口别着一枚银色的供销社徽章。
“你是谁？”她的声音沙哑干涩。
“我姓陈。我想问您一些事。”
“我不认识你。”老太太的浑浊眼珠在陈望生脸上转了一圈，然后停住——不是惊愕，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极短暂的、极微妙的变化。她的嘴唇翕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但她迅速地收敛了表情，把门推了一下想关上。
“于志远死了。”陈望生用手撑住门框，“他是您的租户。他死之前在短信里提到了一个叫‘阿姨’的人。您知道‘阿姨’是谁吗？”
刘秀英的手停住了。她盯着陈望生的脸看了很久，然后慢慢地、缓缓地解开了门链。铁链哐当一声垂下来，她把门拉开。“进来。”
房间不大，收拾得很干净。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个玻璃烟灰缸，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和刘秀英不抽烟的形象不太匹配。墙边立着一个老式的实木供桌，供桌上摆着一排遗照。最中间是一张老头子的照片，穿着中山装，表情严肃——供销社职工的标准照。遗照旁边供着三样东西：一支钢笔、一块手表、一本工作证。陈望生走近了看。工作证上印着“石狮供销社”，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男人，国字脸，眉毛很粗，嘴角往下撇。名字一栏写着——姚金海。
刘秀英是姚金海的妻子。或者说，她再婚了？不对——她老伴姓刘，不姓姚。她在姚金海死后改嫁了，嫁给了供销社的另一个职工，姓刘。两任丈夫都跟供销社有关。
“姚千是你——”
“姚千是我儿子。不是我生的。是我老公前妻生的。”刘秀英拄着拐杖走到供桌前，把香炉里的香灰拨了拨，“姚金海死后我改嫁给我老伴老刘。姚千那年才十几岁，跟我关系不好。后来他当了物业经理，自己搬出去住了。逢年过节也不回来。”
“您知道姚金海做过什么吗？”
“知道。”刘秀英的声音很平静，“他把什么都跟我说了。1976年车祸之后他就跟我说了。那时候我刚跟他结婚不久，他每天晚上做噩梦，梦里有个穿红衣服的女人站在床尾看着他。他去求黄德寿，黄德寿给了他一个五行阵，让他把镇魂的东西放在房间角落里。他把那个铁箱子藏在物业办公室的抽屉里——就是你后来在姚千抽屉里找到的那个。”
“您知道姚千往302里送人的事吗？”
“知道。阻止过。他不听。”刘秀英拄着拐杖走到沙发边坐下来，把拐杖靠在扶手上，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她的表情很平静，不是冷漠，而是一个活得太久见过太多事情的人特有的那种平静。“他阿爸死后，黄德寿找上了他。说你阿爸欠红姑的债没还完，你得接着还。你不还，你阿爸在下面不得安生。姚千那时候才二十出头，怕得要死。就听了。”
陈望生在刘秀英对面坐下来。茶几上的烟灰缸散发出一股陈年烟味。“您出租房子——陈泯泯和于志远——都是通过您租的。您知道他们都长着一张很像新郎的脸吗？”
“知道。”
“您为什么把房子租给他们？”
刘秀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看着茶几上那个堆满烟头的烟灰缸，看了很久很久，久到陈望生以为她不会再开口了。然后她忽然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很轻：“不是我让他们来的。是‘阿姨’让他们来的。”
“阿姨是谁？”
“我阿姐。我亲阿姐。刘秀珍。”刘秀英的声音开始发抖，“她死在1977年。死在B栋201室——那时候还不是B栋，是收殓房。她是去收殓房找东西的。找她儿子的东西。”
陈望生手指按在茶几边缘，指尖发白。“她儿子是——”
“陈泯泯。”刘秀英抬起头，浑浊的眼眶里蓄满了泪，没有淌下来，“1948年，我阿姐生了第一个儿子。叫陈泯泯。十三岁那年，急性脑膜炎，死在收殓房里。尸体被巷子里的人烧了，骨灰封在坛子里，压在收殓房底下。我阿姐疯了。天天去收殓房门口坐着哭，坐了整整一年。第二年她也死了。死在收殓房门口。她死后，巷子里的人把她的东西——梳子、镜子、一件她常穿的蓝色布衫——封在一个泥坛子里，放在她儿子骨灰坛旁边。说是‘母子同归’。”
那个泥坛子。林友全在1976年之后跑到B栋地下封的那个泥坛子——不是他在做法，是他在替收殓房封坛。他大概在锯完房梁之后知道了收殓房下面有陈家的骨灰，怕陈家的怨气压过林家的罪，用五行阵把母子两个坛子一起封住。但他只封了坛子，没封住声音。
“你说‘阿姨’在跟陈泯泯和于志远说话——你阿姐死了几十年了。”
“死了也能说话。”刘秀英的声音变得很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个物理定律，“我阿姐在收殓房下面等了几十年，等她儿子的魂有人接。她儿子是病死的，不是冤死的，魂出不去。得有一个同名同姓、长得像的人替他去死，他才能走。我阿姐在找替身。找了不知多少年。那些住进B栋长得像的人——她会在夜里唱歌给他们听。他们答应了，就会死。”
“答应了是什么意思？”
“手机。阿姐以前不会用手机。她儿子死的时候没有手机。但后来——”刘秀英指了指墙角那个供桌下面的抽屉，“后来有人教她用。有人在三号楼和B栋之间的墙里住了三年，教她学会了发短信。”
林友福。那个在墙里住了三年的老人。他说他在墙里给红姑烧纸，给红姑的孩子塞食物。但他不止做了这些。他还教会了墙那边的另一个鬼——刘秀珍——学会了用手机。林友福是供销社的老职工，他大概在供销社倒闭的时候留了一部老式手机，带进了地下，然后教给了墙壁另一面的鬼魂。那个永远困在收殓房底下的母亲，学会了给长得像她儿子的人发短信。她从墙里发出信号，信号穿过泥土和混凝土和几十年黑暗，传到地面上某个年轻人的手机上，显示成一个空号——“阿姨”。
“于志远呢？他不姓陈，长得像新郎也不像陈泯泯。为什么收他？”
“他不是我阿姐收的。”刘秀英的声音忽然变了——不是沙哑，不是平静，而是一种压抑着极深恐惧的颤抖，“我阿姐只在B栋。A栋有别的。A栋下面没有骨灰坛——A栋下面是空的。但空的不代表没东西。”
“什么东西？”
刘秀英站起来，拄着拐杖走到供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一样东西递给陈望生。是一张照片。老式黑白照片，边缘剪成了锯齿状。照片上是一个女人，穿着蓝色布衫，头发盘得整整齐齐，站在一栋老式平房前面，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女人的脸和刘秀英很像，但更年轻更憔悴，颧骨很高，眼眶很深——林家人的脸。不是林家的血脉，是林家的邻居。她嫁进了陈家，生了一个儿子，儿子死了，她也死了。她叫刘秀珍，是刘秀英的亲姐姐。
但照片上的那个女人不是刘秀珍。
陈望生看着照片上的脸，后背一阵一阵地发凉。那张脸确实不是红姑。但他见过这个轮廓——在B栋地下林友福的墙上。林友福在红盖头下面贴的不是红姑的照片，是这个女人。是刘秀珍。林友福在墙里供着红姑的盖头，贴着的照片却是另一个女人。他在下面住了三年，大概把红姑和刘秀珍分不清了——或者他两个都欠，两个都供。
“于志远死之前，手机里有一段录音。”陈望生把老吴发给他的录音播放出来。那七秒的寂静，四秒的歌声，三秒的喘息。
刘秀英听完之后，脸色变得煞白。她拄着拐杖往后退了一步，后背撞在供桌边缘，遗照上的老头子被震得晃了一下。“不是阿姐唱的。”她的声音在发抖，“阿姐的声音我认得。这个声音不是阿姐。”
“那是谁？”
刘秀英没有回答。她把拐杖往地上顿了一下，像是在给自己壮胆，然后抬起头看着陈望生。“A栋下面——压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振狮巷的老井。”她指了指窗外，“你去看天井里那个位置——垃圾堆中间，被清理过的那一块。那不是天井。那是井眼。1970年代盖楼的时候，把井填了。但井里的东西没清。井里有——”
“有什么？”
刘秀英的嘴唇哆嗦着，挤出了三个字——“红嫁衣。不是红姑的那件。是更早的。民国初年，有一个新娘子跳了井。就在振狮巷。她不是这附近的人，没人知道她的名字。她就成了井里的东西。后来井填了，她没走。她一直在A栋底下。”
陈望生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天井里那个被清理过的位置，香炉还在，搪瓷碗里的米饭已经干了，香灰被风吹散了一半。他仔细看——那确实不是普通的地面。那是一个被水泥封死的井口，封面上刻着几个模糊的字。他认出了其中一个——“民国七年”。
“A栋下面除了井还有什么？”
“有一个洞。”刘秀英压低了声音，“不是人挖的——是水冲出来的。井下有一条暗渠，通到B栋地下，也通到三号楼。三栋楼底下的东西其实在一个空间里，被墙隔着，但水是通的。地下水把三个地方连在了一起。”
陈望生的手机忽然响了。他接起来，是老吴。
“陈先生，你还在A栋吗？”老吴的声音有些急促，“我刚才查于志远手机里‘阿姨’那个空号的时候，顺便查了一下他最近一周的通话记录。他死之前三天，接过一个电话。号码不是空号，是实名认证的。户主是一个叫‘刘秀珍’的人。”
“刘秀珍死了五十多年了。”
“我知道。但那部手机还在用。它现在——还在A栋里。”老吴的声音停顿了一秒，背景音里有警用对讲机嘈杂的电流声，“我查了信号定位。那部手机今天下午的信号源，就在A栋402室。”
陈望生抬起头看着天花板。于志远的房间在四楼，正上方。他的尸体昨天被搬走了，房间里现在应该空无一人。但手机在那里。那个死去五十多年的女人，她的手机还在那里。还在发短信，还在打电话，还在用那个空号联系那些长得像新郎的年轻男人。
“我上去看看。”
“等等——”老吴的声音忽然变了，“还有一个东西。我查到刘秀珍死亡证明的时候，发现档案里夹着一张东西。是1949年收殓房的一本旧登记簿，每一页登记的是停在收殓房的尸体。陈某明——”
“陈某明？哪个陈某明？”
“不是1976年那个。是1948年的。停尸记录上写——‘陈泯泯，十三岁，急性脑膜炎。母刘氏秀珍，守尸三日不去。’”老吴顿了顿，“守尸三日。她在她儿子尸体旁边跪了三天。收殓房那时候是开放式的——你可以想象吗？那个地方，停着很多无名尸。她一个年轻女人，跪在尸体中间，跪了三天。”
陈望生没有回答。他看着天井里那个被水泥封死的井口，看着井口上刻着的“民国七年”，看着香炉里未燃尽的香灰被风吹散。他听到了一声极细微的、从脚底下的泥土深处传上来的声音——不是哭声，不是歌声，而是一个女人在轻声说话。
“找到了。”
他低头看怀里的小宝。小宝用没有眼珠的眼眶对着他，开口说了一句话，用的是那个极老极老的老太太嗓音，闽南语，沙哑而缓慢——
“伊说，找到了。”
找到什么？替身？儿子？还是那个在井下穿红嫁衣的新娘？还是——
“阿弟，”小宝忽然切换回自己的声音，很轻很细很低，“A栋和B栋和三号楼——是通的。我妈在的时候，两边都不敢动。我妈走了，它们都在找。B栋在找替身，A栋在找——”
“找什么？”
小宝抬起头，用它没有眼珠的眼眶看着窗外天井里那个被封死的井口。然后它用一种陈望生从来没听过的声音——不是模仿，不是拼凑，是一个全新的、它自己创造的声音——很轻很细很空，像是从井底传上来的回声，说了一句话。
“找新郎。”
（第十四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