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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挺好的 答辩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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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通过之后，罗志的生活并没有像她预想的那样松一口气。沈老师把那篇关于历史顾问职业伦理的文章批注得密密麻麻，要求她在两周内改完；工作室的聘任合同虽然签了，但第一个项目——那部历史正剧——还在筹备阶段，她暂时没有具体的工作任务，反而更觉得心里没底；博士论文虽然通过了答辩，但学位授予要等到六月毕业典礼之后，她现在的身份卡在“博士生”和“博士”之间。
周蕤的工作室在五月底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部筹备了一年多的历史正剧终于拿到了所有投资方的签字，拍摄计划正式启动。这意味着他从制片人变成了剧组里最忙的人——选角、定景、服化道审核、拍摄周期排布，每一件事都需要他亲自盯。孙姐说他忙得连喝水的功夫都没有，他自嘲说以前当演员是被人安排，现在当制片是安排别人，都不轻松。
五月三十一号，距离毕业典礼还有两周。罗志在图书馆改完文章，打开手机看到周蕤发来的消息：“今晚有个应酬，投资方的人，推不掉。可能会很晚，别等我。”她回了一个“好”字，把手机放在桌上，继续改下一段。她太熟悉这种状态了——从前她是助理，他的行程表是她亲手排的；现在她不是助理了，但她依然知道“应酬”意味着什么。饭局、酒、笑脸相迎、说很多不想说的话。他从来不喜欢这些。
那天晚上罗志等到凌晨一点。她靠在床头看书，那本《影视人类学》翻到第三章就看不下去了——不是书不好，是她每隔几分钟就看一眼手机。凌晨一点半的时候她发了一条消息：“回来了吗？”没有回复。她放下手机，告诉自己他只是在应酬，投资方的人难缠，饭局延长了，手机没电了，任何理由都成立。
凌晨两点，手机屏幕亮起来。她几乎是秒接。电话那头是孙姐的声音，语速极快：“小罗，周蕤进医院了。应酬的时候胃出血，现在在急诊。”
罗志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的医院。她记得自己换了衣服，出了门，打了一辆车，报了医院的地址。但整个过程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所有的声音和画面都是模糊的。她的手指是冰的，呼吸是浅的，心脏在胸腔里跳得又快又重，像是要把所有的焦虑都泵到四肢百骸。
急诊室的走廊里，孙姐坐在塑料椅上，看到她来了，站起来想说什么，最后只是拍了拍她的肩膀。医生从急诊室里出来，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急性胃出血，好在出血量不大。送来得及时，已经止住了。住院观察几天。”罗志点了点头，说谢谢，声音比她自己预想的平静得多。但孙姐看到她握着帆布袋带子的手指在发抖——那根脱出来的线头被她揪得快要断了。这个习惯从她入职第一天就有，到现在快两年了，还没有改掉。
罗志走进病房的时候，周蕤已经醒了。他躺在病床上，脸色白得不像话，嘴唇没有一点血色，手背上扎着吊针，输液管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地往下掉。看到她进来，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虚弱，是愧疚。他想坐起来，被她一只手按了回去。按在他肩膀上的力道很轻，但态度很坚决。
“对不起，”他说，声音哑得像砂纸擦过木板，“饭局上不能不喝。喝到一半就觉得不对劲，但投资方的人还在说话——”
“别说了。”罗志打断他，声音很低，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知不知道你的胃已经成什么样了？以前只是胃疼，现在是出血。这次送得及时，下次呢？再下次呢？你是不是觉得你的身体是铁打的？”
他沉默地看着她。她站在病床边，眼眶通红，嘴唇抿成一条紧绷的线。他想伸手拉她的手，但她往后退了一步——不是刻意的，是情绪在控制身体，理智暂时退场。那一退让他心脏狠狠疼了一下，比胃出血还要疼。
“我不当演员了还不行吗。我不当制片了——”他说。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她的声音忽然拔高了，然后猛地降下来，降到几乎是气声，“我说的是你从来不肯让别人分担你的压力。你在剧组失眠了不跟我说，胃疼了不跟我说，应酬喝到胃出血也不跟我说。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在凌晨两点，从别人嘴里。”
病房里安静了很久。走廊里有护士推着推车经过，轮子碾过地砖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输液器里的药水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我怕你担心。”周蕤终于开口。
“你不让我担心，我现在就不是担心了。”罗志偏开头，不让他看到自己眼眶里终于溢出来的东西，“是害怕。”
那天晚上她在医院走廊里坐了整整一个通宵。病床边的那把塑料椅冰冷而坚硬，坐久了硌得腿疼，但她的意识异常清醒。她知道这不是一场需要分个对错的争论。他在做他认为必须做的事——扛起整个项目，对投资人负责，不让任何人失望。她在做她认为必须做的事——照顾他的身体，分担他的压力，不让他一个人扛着。他们都没有错。但恰恰因为都没有错，才最让人无力。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周蕤醒了。他侧过头，看到她靠在他床边，手肘撑在床沿上，手掌托着脸颊，睡着了。头发散落下来遮住了半张脸，脸上还有干涸的泪痕。她的另一只手搭在他手边，手指虚握成拳，连睡觉都没有完全放松。他看了她很久。
出院之后一切看起来都恢复如初。他减少了工作量，胃出血的消息被孙姐压了下来，外界一无所知。他依然每天去工作室，依然按计划推进剧组的各项筹备工作，只是应酬能推就推，酒一滴不沾。罗志每天给他煲养胃的粥换着花样做——山药粥、南瓜粥、小米红枣粥。他每次都喝完，说好喝。她也一如既往地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跑步，配速稳定在五分二十秒，跑完回来改论文。看起来什么都没变，看起来那晚的争吵只是一个意外插曲。
但有些东西变了。他不再在收工之后给她打电话，说是怕打扰她改论文。她也不再在他应酬之后发消息问“回来了吗”——不是不关心，是怕听到又一个凌晨两点的电话。她在图书馆改稿的时候经常走神，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某一行字看很久，但脑子里什么也没想。他开会的时候也常常若有所思，孙姐叫他好几声才回过神来。
六月十四号，毕业典礼。天很蓝，阳光很慷慨，银杏道两旁的叶子正是最绿的时节。
毕业生们穿着学位服在校园里合影留念，到处都是笑脸和鲜花。罗志穿着红色的博士服，方知微帮她整理了好几次帽穗，唐宁从公司请了半天假，抱着花站在旁边，眼眶比罗志本人还红。妈妈也来了——从南方坐了六个小时高铁来的，穿着那件暗红色的针织短袖，站在人群中显得朴素而拘谨。罗志在台上从校长手里接过博士学位证书的时候，看到妈妈在台下拿手帕擦眼角。那是她从小看到大的动作，妈妈每次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都是因为流泪。
周蕤没有来。
不是不想来。是他主动提出来不来的——毕业典礼是她的高光时刻，而他一旦出现在现场，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会被一个“明星”吸引走。闪光灯会对着他，议论声会围绕他，她的毕业典礼会变成“周蕤现身首都大学”的娱乐新闻。他不想抢走属于她的任何一丝光芒。他们之前讨论过这件事，讨论得很平静，很理性。罗志说可以戴口罩和帽子坐角落里，他说没用的，你导师合影的时候我在旁边站着像什么话。最后两个人都让步了——他上午去工作室处理剧组前期筹备的最后一批文件，她参加毕业典礼；晚上两个人单独吃一顿饭，就他们俩。
毕业典礼结束之后罗志把妈妈送到火车站，妈妈在进站口拉着她的手说：“你那个重要的朋友没来？也好。反正以后总能见的。”妈妈说的是“那个重要的朋友”，没有说名字。罗志点点头，抱了抱妈妈。
晚上罗志回到别墅，开门的时候看到玄关多了一双刚换下来的运动鞋。茶几上放着一束栀子花，旁边是她爱吃的几样小菜，用保鲜膜仔细地封着，凉面也拌好了——显然是他自己拌的，因为他至今没学会控制调料的量，芝麻酱放多了，面的颜色比平时深。他自己还穿着一身深灰色的西装，像是从工作室直接赶回来，还没来得及换。她站在玄关没有动。
他听见开门声从厨房里走出来，看着她。两个人都想起了之前争吵时的僵持，也都在对方的表情里看到了同样的东西——想念，克制，不安，还有连吵架都稀释不了的在意。
“毕业典礼怎么样？”
“挺好的。”
一阵沉默之后他向前走了一步，她也是。两个人的手同时伸出去，她抓住了他西装的衣领，他揽住了她的腰。她踮起脚尖吻了他。西装布料被攥出细密的褶皱，她的指节勒得发白，他的西装袖子上沾了她眼角的潮湿。分开之后她看着餐桌上那几样小菜和拌好的凉面，想都没想就脱口说了句：“芝麻酱放多了。”他愣了一拍，低头笑了笑，呼吸扫过她的额头。她用手背擦了擦眼角，那上面还有没干的泪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