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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开摊 和冥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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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冥肆谈完的那天晚上，我睡得格外踏实。
不是那种“终于安心了”的踏实——是那种“累到极致后什么也不想”的踏实。像一台运转了太久的机器，终于被拔掉了电源，风扇慢慢停下来，金属外壳逐渐冷却，最后整个车间陷入一种彻底的、什么都不做的安静。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阳光已经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了，光线落在被子上，金黄中带着一点橘色，看起来暖洋洋的。
我翻了个身，发现床边是空的。
没有黑色的轮廓，没有瓷白的脸，没有垂落在肩头的长发。
只有阳光和灰尘。
我躺了一会儿，然后坐起来，摸了摸脖子上的阎王符。
温的。
不是凉的。
这说明冥肆不在附近。
我竟然有一点点——只有一点点——的不习惯。
这个发现让我很不安。比在镜子里看到他还不安。因为不习惯“他不在”，意味着我习惯了“他在”。而习惯一个鬼的存在，这算什么？这算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吗？还是算——算了，不细想了，越想越觉得自己不正常。
我下床，洗脸，刷牙。
刷牙的时候习惯性地看了一眼镜子。
只有我自己。
头发翘得像一只刚睡醒的刺猬，左眼眼角还有一小坨眼屎。
“好看。”我对镜子里的自己说。
镜子里的我翻了一个白眼。
吃完早饭，我坐在桌前，把剩下的钱从枕头套里掏出来数了数。王婶给的红包六百，加上之前攒的一些零碎，总共一千二百三十块。
一千二百三十块。
够我活一阵子，但不能只“活一阵子”。我得有收入。我得像我爸那样，靠驱邪看风水养活自己。我得——开摊。
“开摊”这个词，在我们这行是“摆摊接活”的意思。说白了就是找个人流量大的地方，支个桌子，挂个招牌，等人上门。听起来很江湖，实际上也确实很江湖。我爸以前赶集的时候偶尔会摆，但他主要是靠口碑接活——这家介绍那家，那家介绍另一家，像传销似的，只不过传销是拉人头，我们是拉鬼头。
我没有口碑。
没有人认识我。
我就是一个十七岁的、头发扎得松松散散的、看起来像高中生的道士。
谁会找我看风水？
我在脑子里把所有认识的人过了一遍，发现认识的人本来就不多，且大部分都觉得我是个“怪小孩”。找我看风水？他们可能更愿意找村口的王半仙，虽然王半仙上次把人家的祖坟看错了方向，害得那家人过年烧纸都不知道该朝哪边磕头。
但王半仙至少是个老人。
老人=有经验=可信。
年轻人=没经验=骗子。
这是大部分人脑子里的公式。我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公式，所以我只能想办法绕过它。
赶集。
镇上每逢三、六、九赶集，人最多。我可以在集市上摆个摊，收费便宜一点，先接一些小活——看个日子、写个符、驱个小鬼什么的。等做出名声了，自然会有大活找上门。
计划定好了。
接下来是准备。
我从床底下翻出一块木板——不知道是以前家里做什么剩下的，大概A3纸大小，表面有一层灰，我用湿抹布擦了三遍才露出木头本来的颜色。又找了一张红纸，裁成长条，用毛笔在上面写了四个字：
“度家道术。”
写完之后端详了一下。
字还行。从小练的，我爸逼的。他说干我们这行的，符画不好会出人命——不，是出鬼命。不对，反正就是出大事。所以我的字虽然不算是书法家的水平，但至少能看。
我又在下面写了一行小字：
“看风水、驱邪祟、写符、择日。”
想了想，又加了一行更小的字：
“价格公道，童叟无欺。”
加完以后觉得“童叟无欺”这四个字有点过于正经了，但懒得改了。
我把木板靠在墙角，然后开始收拾要带的东西：符纸、朱砂、毛笔、一小袋糯米、铜钱串、桃木短剑、打火机、一个折叠小桌、两把小马扎。
装包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
冥肆会来吗？
我发现自己竟然有点想知道答案。
不是想让他来。绝对不是。我只是——好奇。对，就是好奇。他是一个和我绑定了契约的鬼，我摆摊接活，说不定会遇到什么脏东西，他来不来？如果他来了，他是会站在旁边看着，还是会帮我？
他之前说过“我不会骗你”和“你不会怎样”。
但他没说过“我会一直在你身边”这种话。
那种话太肉麻了，他也说不出来。他那个说话方式，四个字四个字地往外蹦，像一台老式电报机，“滴滴滴”地发着摩斯电码。你要是不了解他，会觉得他惜字如金；你要是了解他，会发现他不是惜字，他是每一个字都放在最重的地方。
“等你。”
“同契。”
“你死，我死。”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平淡得像在念课文。
但你仔细想想——一个人用最平淡的语气说出最重的话，这本身就是一件很重的事。
赶集的日子是初九。
我起了个大早，天还没亮就醒了。不是紧张，是——好吧，有一点紧张。
我把折叠小桌、木板、所有东西都装进一个编织袋里，背起来，锁好门，往镇上走。
冬天的早晨冷得刺骨，呼出的气在面前凝成一团一团的白色雾球，一个接一个地飘散。路两边的枯草上结了一层白霜，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脆响，像是踩碎了一层薄薄的冰。天边有一抹鱼肚白，光线很弱，像是有人在天上点了一根快要燃尽的蜡烛。
走了大概四十分钟，到了镇上。
集市已经开始了。卖菜的、卖肉的、卖衣服的、卖农具的，沿着街道两边一字排开，吆喝声此起彼伏，空气中混杂着各种气味——新鲜蔬菜的泥土味、猪肉的腥膻味、油条豆浆的焦香味、还有煤炉子冒出来的烟熏味。
我在街尾找了一个空位置，把折叠小桌支起来，木板靠在桌边，两把小马扎摆好。一把我坐，一把留给——留给可能坐下来的客人。
不是留给冥肆。
绝对不是。
我坐下来，把符纸和毛笔整整齐齐地摆在桌面上，然后等着。
等了很久。
集市上人来人往，从我面前走过的人很多，但大多数人只是扫一眼我的摊子，然后就走了。偶尔有人停下来，看一眼那块木板上的字，再看看我的脸，露出一种“你是不是在开玩笑”的表情，然后也走了。
没有人坐下来。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两个小时。
我的屁股在马扎上坐得生疼，换了好几个姿势，从端端正正变成歪歪扭扭，从歪歪扭扭变成缩成一团，最后变成了一种介于“坐着”和“蹲着”之间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姿势。
我开始理解我爸为什么说“这一行最需要的是耐心”了。
他不是在传授经验。
他是在提前预警——预警你会经历无数个像今天这样、没有人来找你的、漫长的、无聊到你想把符纸叠成纸飞机飞出去的日子。
就在我快要放弃、准备收摊的时候，一个人走了过来。
是个中年妇女，穿着棉袄，头上裹着一条花头巾，手里提着一个菜篮子，里面装着几根葱和一块豆腐。她在我的摊子前停下来，看了看木板，又看了看我。
“你是道士？”她问，语气里带着明显的怀疑。
“对。”我说。
“你多大？”
“十七。”
“十七岁就当道士？”
“我们家祖传的。”我用尽量专业的语气说，“十八代了。”
她“哦”了一声，没有走，但也没有坐下来。她站在摊子前面，手指在菜篮子的提手上反复摩挲着，眼睛盯着我的木板看了很久。
我知道她在犹豫。
大多数人面对“可能有用的玄学”时都是这种状态——想信，又怕被骗；不信，又怕万一有用呢。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心理博弈，你不需要说服他们，你只需要给他们一个台阶。
“您家是不是最近有什么不对劲？”我问。
她抬起头看我。
我补了一句：“免费看看也行。”
“免费”这两个字，是所有心理博弈的终极解药。
她坐下来了。
坐在那把原本留给“可能的客人”的马扎上。
我内心默默地把“可能的客人”改成了“第一个客人”。
她叫李婶，住在镇子东边的张家村。她说最近家里出了怪事——每天晚上都能听到脚步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的，但打开门什么都没有。一开始她以为是野猫，后来觉得不对，因为脚步声太有规律了，像是有人在来回踱步。
“您家里最近有没有人去世？”我问。
她想了想：“我婆婆，去年走的。”
“走之前跟您关系怎么样？”
“挺好的呀，我在她床前伺候了大半年呢。”
“那就不是她。”我说，“家里有没有什么老物件是新收的？或者最近有没有从外面带什么东西回来？”
她又想了想，然后“啊”了一声。
“上个月我儿子从城里回来，带了一个旧梳妆匣，说是从一个旧货市场淘的，给我当梳妆盒用。那个匣子——”
“怎么了？”
“那个匣子，我每次打开都觉得里面有人看着我。”
我心里有数了。
旧梳妆匣。有灵附着。不是什么厉害的东西，就是普通的留恋——可能是原主人舍不得离开自己用过的东西，所以跟着它走了。
“您把那个匣子拿来，我帮您处理一下。”我说。
李婶犹豫了一下：“要多少钱？”
“先看，看完再说。”
她站起来，匆匆走了。
大概过了二十多分钟，她回来了，手里抱着一个暗红色的木匣子。
匣子不大，大概两个巴掌并拢那么大，表面雕着花纹，看起来有些年头了。雕的是牡丹——不对，应该是梅花，看不太清，漆面磨损得很厉害，很多地方已经露出了木头的本色。
我接过来，放在桌上。
手指碰到匣子的一瞬间，我感觉到了一阵微弱的震动——不是物理上的震动，是灵力上的震动。像有什么东西在匣子里面轻轻地、不停地、走动着。
我闭上眼睛，用灵力去“看”。
不是什么厉害的东西。就是一缕残魂，可能是一个老太太的。她活着的时候每天对着这个梳妆匣梳头，死了以后不记得别的事了，只记得这个习惯，所以还在里面。
没有恶意。
只是需要被送走。
我睁开眼，从包里抽出一张符纸，拿起毛笔，蘸了朱砂，在符纸上画了一道往生符。笔尖落在纸上的时候，我的手很稳，这是练了十几年的基本功，就算有一百个人在看着我，我也不会抖。
画完，我把符纸贴在梳妆匣的底部。
然后我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并拢，在匣子的盖子上轻轻点了三下。
三下，念了三声。
第一声，匣子里的震动变强了。
第二声，震动开始减弱。
第三声，震动消失了。
我收回手。
“好了。”我说。
李婶看着我，嘴巴张着，脸上是那种“这就算完了？”的表情。
“您回去以后，把匣子放在太阳底下晒三天，然后正常用就行。”我说，“不会再有问题了。”
“就这样？”
“就这样。”
“不用烧纸？不用做法事？”
“不用。不是什么大问题。”
她看着我，又看了看那个匣子，犹豫了一会儿，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二十块钱，放在桌上。
“够吗？”她问。
我看着那张二十块钱，想说“不够”。
但我看了看她的菜篮子，看了看里面那几根葱和一块豆腐，看了看她棉袄袖口上那个补丁。
“够了。”我说。
她抱着梳妆匣走了。
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说了一句：“小伙子，你挺厉害的。”
然后她就汇入了人群中，花头巾在人海里一浮一浮的，很快就看不见了。
我看着桌上那张二十块钱，发了一会儿呆。
二十块钱。
去掉成本——符纸、朱砂、毛笔的损耗、来回路上的时间——大概能赚十块钱。
十块钱够买一包方便面，加一个鸡蛋。
我对着一百个人说“价格公道”，然后真的做到了“公道”。
我爸要是知道，大概会说：“小安，你这样做生意，咱们家什么时候能买上房？”
我把二十块钱折好，塞进兜里。
然后抬起头，想看看周围有没有人在看我笑话。
没有人。
集市上的人还是那些人，走来走去，买菜的卖菜的，讨价还价的，谁也没有注意到街尾有一个十七岁的小道士刚刚赚了二十块钱。
但我注意到了一件事。
街对面，那棵老槐树下面，站着一个黑色的影子。
很高。
很直。
一动不动。
太阳光从东边斜照过来，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街面上。但影子本身是站着的——不是被拉长的影子，是站着的、立体的、不像是“影子”更像是“人”的黑色轮廓。
我不用看脸就知道是谁。
因为阎王符凉了。
凉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可能是李婶坐下来的时候，可能是她抱着梳妆匣回来的时候，可能是那缕残魂被送走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我坐在这个摊子上的那一刻起，他就在那里。
一直在。
我看着他。
他看着我。
隔着一条街，隔着来来往往的行人，隔着一整个嘈杂热闹的集市。
他没有走过来。
没有坐在那把空着的马扎上。
没有帮我驱邪、没有帮我做法、没有弹一下手指把那缕残魂震散。
他只是站在那里。
像一个不需要被看见的、安静的、固执的背景。
我从马扎上站起来，想走过去说点什么。
走了两步，一个卖糖葫芦的小贩从面前经过，举着一大把红彤彤的糖葫芦，挡住了我的视线。
等小贩走过去——
老槐树下面空了。
影子没有了。
阎王符的温度从凉变回了温。
我站在集市中间，手里拿着一串——不是，我手里没有糖葫芦。我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回了摊子后面，重新坐了下来。
把那张二十块钱从兜里掏出来，展开，放在桌上。
阳光照在钱上，毛主席的头像微微反着光。
我拿起毛笔，在红纸的空白处又加了一行小字：
“随缘给。”
想了想，又加了一句：
“没钱也可以。”
然后把毛笔放下，靠进椅背里，仰头看天。
天很蓝。
冬天的天空蓝得像一块干净的玻璃，没有云，什么都没有。只有太阳挂在那里，白晃晃的，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永远不会熄灭的灯泡。
我闭上眼睛。
阳光透过眼皮，变成了一片温暖的橘红色。
我在那片橘红色里，小声说了一句：“你不是说不来了吗。”
不是问句。
是自言自语。
因为我知道他不会回答。
但我总觉得，在我说完这句话之后，空气里有什么东西轻轻震动了一下。
像是在说——
“我没说过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