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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海阔 第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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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 海阔
谢灵运的奏表送出后，芝城进入了漫长的等待。雪下了又停，停了又下，沐鹤溪结了厚厚的冰，冰面上覆盖着积雪，和两岸的田野连成一片，分不清哪里是溪，哪里是岸。沈令仪每天清晨都会站在存仁堂门口，看一眼大路的方向。
朝廷的回复迟迟不来。谢灵运不急。他每日照常下地，翻土、施肥、修枝，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谢庄也跟着他下地，父子俩一前一后，一人一把锄头，从早干到晚。沈令仪照常在存仁堂里看病，病人不多，因为冬天生病的人少。她利用这段时间整理药材、抄写方子，把过去几年积攒的病例分门别类，装订成册。
元嘉十三年正月，朝廷的回复终于到了。不是圣旨，是一封信，谢弘微从建康寄来的。信里说，文帝准了谢灵运的请求，不勉强他入主司农寺，仍以劝农使之职赴广州推广番薯。司农寺另委他人掌管。信的最后，谢弘微写了一句：“客儿，广州遥远，海路艰险。你此行凶吉难料，保重。”
谢灵运读完信，把信递给沈令仪。沈令仪看完，递还给他。“什么时候走？”
“三月。等天气暖了，海上的风浪小了就走。”
“带谁去？”
“周安跟我去。庄儿留下，凤儿在建康。芝城的事，你和赵叔盯着。”
沈令仪点了点头。
谢灵运看着她平静的脸，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他没有问她“你舍不舍得”，也没有问她“你怕不怕”。他知道答案。她舍得，因为她从来不是那种把一个人攥在手心里的人。她怕，但她不会因为怕就拦着他。
“令仪，”他说，“我走了以后，你替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替我看好庄儿。他不想做官，不要逼他。芝城留得住他，就让他留在芝城。”
沈令仪看着他，嘴角弯了一下。“你自己跟他说。你走了，他听你的。我说话，他不一定听。”
谢灵运摇了摇头。“他听你的。芝城的人都听你的。”
沈令仪没有回答。她低下头，继续整理药材。
元嘉十三年二月，谢灵运开始为广州之行做准备。
他让阿莲赶制了一批靛蓝布和茜红布，准备带到广州去试销。又让陈铁柱打了一套农具——锄头、镰刀、犁头，都是按照南洋的土质改良过的，比一般的农具轻便耐用。他把自己这几年写的《番薯种植法》重新修订了一遍，增加了南洋气候条件下的种植要点，又让谢庄抄了十几份，准备带到广州分发给当地的农户。
谢庄抄书的时候，手很稳，字很工整，但他的眼睛红了。他没有哭。他低着头，一笔一划地写，像在刻碑。谢灵运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背影，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谢先生，”谢庄没有回头，“您去了广州，还回来吗？”
谢灵运沉默了片刻。“回来。芝城是我的家，我不回来，去哪里？”
谢庄的手顿了一下。他放下笔，转过身，看着谢灵运。他的眼睛红红的，但没有泪光。“我等您回来。”
谢灵运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三月，谢灵运启程了。
走的那天，天还没亮。沐鹤溪的冰已经化了，溪水在晨光里泛着碎金般的光，岸边的柳树冒出了嫩芽，绿得像刚涂了一层漆。谢灵运穿着一件靛蓝色的布衣，外面套了一件灰色的羊皮袄，头发用玉簪束着，腰间系着银灰色的革带，挂着那枚如意云纹佩。他站在沐鹤桥上，看着桥下的溪水，看了很久。
沈令仪站在桥头，没有走过去。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靛蓝布衣，头发用银簪绾着，手里提着一个食盒。食盒里装着干粮——馒头、咸菜、腊肉，够吃十来天。
谢灵运转过身，走到她面前。两个人对视了一瞬。
“令仪，”他说，“我走了。”
沈令仪把食盒递给他。“路上吃。别饿着。”
谢灵运接过食盒，背在身上。他看着她的眼睛，那双极黑极沉的、像深潭一样的眼睛。他想说“等我回来”，但这两个字太轻了，轻到被风一吹就散。他没有说，只是伸出手，握了一下她的手。
她的手很小，很糙，掌心的茧子厚得像一层壳。他握得很轻，像握一朵花。然后松开，转身走了。
沈令仪站在桥上，看着他的背影走过沐鹤桥，走过永济桥，走过安澜桥，走在新修的大路上，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晨雾里。她站了很久，久到太阳从东边的山脊上爬出来，把金色的光洒在沐鹤溪上；久到赵叔从存仁堂里走出来，把一件羊皮袄披在她肩上。
“沈大夫，他会回来的。”
沈令仪没有回头。“我知道。”
谢灵运从芝城出发，先到永嘉郡府，再从永嘉江入海，乘船南下。船不大，是胡商留下的一艘商船，能装几十吨货，船身结实，帆索齐全。船上有十几个水手，都是跟着胡商跑过南洋的老手。周安也在船上，晕船吐了好几天，吐得脸色蜡黄，躺在床上起不来。谢灵运不懂航海，但他不晕船。他站在船头，看着海面从浑浊的黄绿色变成清澈的深蓝色，看着海岸线越来越远，消失在天际。
海很大。大到他觉得自己像一片落叶，被风吹着，不知道会飘到哪里。但他不怕。因为他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船在海上走了七天，第八天到了广州。广州比永嘉暖和得多，三月的天气已经像永嘉的初夏，阳光明媚，海风习习。广州刺史王镇之派人在码头迎接谢灵运。此人五十来岁，身量不高，面容敦厚，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青色官袍，脚上穿着黑布靴。他不笑的时候看起来很严肃，一笑起来，脸上的皱纹就像一朵菊花。
“康乐公，”王镇之拱了拱手，“一路辛苦。”
谢灵运还了一礼。“王刺史，谢某此次来广州，不是来做客的。是来种番薯的。请王刺史给谢某一块地，几个人，就够了。”
王镇之看着他，看了几秒，然后笑了。“康乐公爽快。地，有。人，有。您要多少，给多少。”
王镇之在珠江边上给谢灵运划了一块地。地不大，只有几十亩，但土质很好，是珠江冲积形成的沙壤土，疏松肥沃，排水通畅。谢灵运蹲在地头，抓了一把土，放在手心里捏了捏，又放在鼻尖闻了闻。土是湿润的，有一股淡淡的腥味，是江水的味道，和芝城的泥土不一样。芝城的土是黄的，硬邦邦的，犁起来费劲。广州的土是黑的，软绵绵的，像面粉一样细。
“好土。”谢灵运说。
周安站在他身后，脸色还没缓过来，嘴唇还是白的。“郎君，这土能种番薯？”
“能。比芝城还好。”
周安不信。他在芝城种了四年地，觉得芝城的土已经是天下最好的土了。但他没有说。他蹲下来，也抓了一把土，学着谢灵运的样子捏了捏。土很软，像捏着一团湿棉花。他把它放在鼻尖闻了闻，有一股腥味，不是好闻的味道，但也不难闻。
“种了再说。”他说。
谢灵运在广州种番薯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不是他传的，是王镇之传的。王镇之在岭南做了多年官，深知岭南百姓的疾苦——山多，地少，人多，粮少。番薯这种耐旱耐瘠、产量极高的作物，对他来说就是救命的东西。他在广州城的四面城门贴了告示，说康乐公谢灵运来广州推广番薯，愿意学种的，到刺史府报名，包吃包住，不收一文钱。
来报名的人很多。有农民，有渔民，有猎人，有商人，甚至有几个读书人。他们有的是冲着“包吃包住”来的，有的是冲着“不收一文钱”来的，有的是冲着“谢灵运”三个字来的。谢灵运是大诗人，是康乐公，是文帝面前的红人。他种的番薯，能差吗？
谢灵运把这些人编成组，一组十个人，每组一块地，从选种、育苗、扦插、施肥、浇水到收获、储存，每一个环节都手把手地教。他不嫌他们学得慢，一遍不会教两遍，两遍不会教三遍。他用的是芝城的办法——蹲在田埂上，和农民一起干活，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他不穿官袍，不摆架子，不骂人，不训人。他和他们一样，穿着短褐，赤着脚，手上糊着泥，脸上淌着汗。
广州的农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官”。以前的官，下来视察的时候都是坐着轿子，前呼后拥，趾高气扬。他们不踩泥，不碰粪，不摸种子。他们站在田埂上，指着田里的农民说——“你们这样种不对，应该那样种。”说完就走了，不管农民听没听懂。谢灵运不一样。他蹲在田里，手把手地教，嘴对嘴地问。他问他们——“你们这里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刮风？什么时候涨潮？什么时候退潮？”他问的不是番薯，是天，是地，是风，是水。他要知道这些，才能告诉他们番薯怎么种才长得最好。
元嘉十三年五月，广州的番薯出苗了。
嫩绿色的芽从土里冒出来，细细的，小小的，像刚出生的婴儿的手指。谢灵运蹲在田埂上，看着那些嫩芽，嘴角的笑怎么都合不拢。他伸出手，想摸一摸，又缩回去了，怕摸坏了。他想和沈令仪说——“令仪，你看，广州的番薯发芽了。”但她不在。她在芝城，在存仁堂里，在诊台后面，给病人切脉、开方、抓药。他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在想他。也许想，也许不想。她不是那种把想念挂在脸上的人。她把所有的心事都藏在心里，像把种子埋在土里，等它自己发芽。
元嘉十三年六月，建康的局势发生了剧变。文帝以刘湛“交结朋党、图谋不轨”之罪，将其下狱。消息传出，朝野震动。刘湛是太子詹事，是刘义康的得力干将，是孟顗的政治盟友。他一倒，孟顗的党羽群龙无首，纷纷作鸟兽散。刘义康虽然没有被牵连，但权势大不如前。文帝借刘湛一案，削去了刘义康的司徒、录尚书事之职，只保留彭城王的爵位。
谢弘微在建康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书房里教谢凤读《史记》。他放下竹简，摘下眼镜，看着窗外。窗外的老槐树叶子绿得发亮，风一吹就哗啦啦地响，像一个老人在笑。
“凤儿，”他说，“你爹可以回芝城了。”
谢凤看着他。“叔公，刘湛倒了，孟顗也倒了。我爹安全了吗？”
谢弘微摇了摇头。“安全？在这个朝堂上，没有人是安全的。今天你倒了，明天他倒了。但只要你爹还在芝城，还在种田，还在推广番薯，就没有人能把他怎么样。因为百姓需要他。朝廷可以换官，但百姓不会换。百姓认的是番薯，是靛蓝，是茜红，是他。不是官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