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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桃夭   第81 ...

  •   第81章 桃夭

      元嘉十四年三月,芝城学堂开学半个月后,谢庄的教学进入了正轨。他给孩子们排了课表——上午读经,下午习字,傍晚劳作。读经读的是《论语》和《诗经》,习字从“人”字开始,一笔一划地练。劳作是谢灵运的主意,他说孩子们不能只会读书,还得会干活。谢庄把孩子们分成三组,一组去番薯地拔草,一组去茜草地松土,一组去靛青地捉虫。孩子们干得很起劲,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活计不是惩罚,是课程。

      谢灵运偶尔会去学堂看看。他站在窗外,听谢庄讲课。谢庄讲课和他不一样——他喜欢用故事讲道理,讲“学而时习之”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古代学者的故事,讲他怎样反复练习、反复琢磨、反复修改,直到文章写得滴水不漏。孩子们听得入了迷,张着嘴,眼睛瞪得溜圆。

      谢灵运听着,嘴角弯了一下。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候在建康讲学,也是这样,喜欢用故事讲道理。但那时候的听众是世家子弟,坐在软垫上,端着茶碗,一边听一边打哈欠。现在的听众是农家子弟,坐在硬板凳上,手里握着毛笔,一边听一边在纸上记。他们记的字歪歪扭扭,但每一个字都写得很用力。

      回到存仁堂,沈令仪正在诊台边给一个妇人诊脉。妇人面色萎黄,眼睑浮肿,舌苔白腻,是脾虚湿盛。沈令仪开了方子——党参、白术、茯苓、甘草、陈皮、半夏,六味药,各三钱。她把方子递给妇人的丈夫,嘱咐了几句煎法,送走了病人。

      “庄儿讲得好?”沈令仪问。

      谢灵运在她对面坐下。“讲得好。比我强。”

      沈令仪看着他。“你听过他讲课?”

      “听过。站在窗外听了一会儿。”

      沈令仪没有再问。她低下头,继续整理药材。谢灵运坐在对面,看着她整理。她把金线莲剪去须根,用麻纸包好;把石斛搓去薄膜质的叶鞘,一根一根地码在竹匾里;把七叶一枝花切成薄片,摊在竹席上晾晒。她的动作很快,但每一刀都很准,从不切歪。他用目光追随她的手指,看她怎样握住药刀,怎样用力,怎样停顿。她的手上全是茧子,指节因常年握刀而微微变形。但她的手很稳,不像一个五十岁的人的手。

      “令仪,”谢灵运说,“你今年多大?”

      沈令仪的手顿了一下。她没有抬头,继续切药。“你问这个做什么?”

      “想知道。”

      沈令仪沉默了片刻。“二十五。”

      谢灵运在心里算了一下。她二十五,他五十二。差了一倍还多。他以前不在乎这个差距,现在也不在乎。但他想知道她在不在乎。“你不在乎?”他问。

      沈令仪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不在乎。年龄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是不是你想做的人。”

      谢灵运看着她,看了很久。“我是。”

      沈令仪低下头,继续切药。“那就够了。”

      元嘉十四年四月,广州刺史王镇之派人送来了一封信和两筐番薯。信里说,广州的番薯大丰收,一亩收了三千斤,比预期的还多。百姓们很高兴,纷纷要求明年多种。王镇之已经把番薯种分发到各乡各里,让百姓自己育苗、自己扦插、自己收获。信的最后,王镇之写了一句话——“康乐公,广州百姓不会忘记您。”

      谢灵运读完信,把信递给沈令仪。沈令仪读完,放下信,看着那两筐番薯。番薯很大,有的比拳头还大,紫红色的皮,上面还沾着广州的泥土。

      “吃不完。分给百姓吧。”沈令仪说。

      谢灵运点了点头。他把番薯分成小份,让周安挨家挨户地送。每家两个,不多不少,尝尝鲜。百姓们收到番薯,都很高兴。他们听说了番薯的事,但没见过。现在见到了,还尝到了。甜的,面的,比米饭好吃。他们问周安:“这是哪来的?”周安说:“广州。谢先生种的。”百姓们沉默了。他们想起谢灵运这几年做的事——种番薯,推广番薯,去广州种番薯。他做的事,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元嘉十四年五月,谢凤从建康回来了。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他带了一个人——王僧达。王僧达穿着一件月白色绸袍,腰间系着玉带,头发用玉簪束着,脚上穿着乌皮靴。从头到脚,无一处不精致,无一处不得体。他站在沐鹤桥上,看着桥下的溪水和两岸的屋舍,看了很久。

      “这就是芝城。”他说。

      谢凤站在他旁边。“这就是芝城。”

      王僧达没有再说。他走下桥,沿着溪边走。他走过阿莲的染坊,看见蓝布和红布在风中飘扬,像一片蓝色和红色的海洋。他走过陈铁匠的铺子,听见叮叮当当的打铁声,火星从铺子里溅出来,落在路面上,很快熄了。他走过赵叔的县署,看见门口那块“芝县县署”的木匾,字迹潇洒飘逸,他认出了那是谢灵运的手笔。他走过沐鹤学堂,听见谢庄在教室里讲《论语》,声音不高不低,不急不缓。他站在窗外听了一会儿,听谢庄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讲得很清楚,每一个字都嚼碎了喂给孩子们。

      王僧达转过身,看着谢凤。“你爹在哪里?”

      “在番薯地里。”

      王僧达跟着谢凤走到番薯地。谢灵运蹲在田埂上,手里拿着一根番薯藤,正在往土里压。他穿着一件靛蓝色的粗麻布衣,裤腿卷到膝盖以上,露出结实的小腿和青筋分明的脚踝。脚上穿着草鞋,脚趾缝里嵌着泥。头发用木簪束着,几缕碎发从鬓角垂下来,被风吹得微微飘动。

      “康乐公。”王僧达站在田埂上,拱了拱手。

      谢灵运抬起头,看着这个年轻人。月白色绸袍,玉带,乌皮靴。琅琊王氏的子弟。他在建康见过王氏子弟,个个精致得像瓷器,碰不得,摔不得,用不得。“你是?”

      “晚生王僧达。凤儿的同窗。”

      谢灵运点了点头,低下头,继续压藤。“你来找我,什么事?”

      王僧达站在田埂上,看着谢灵运蹲在地里干活,手不知道往哪里放。他想蹲下来,但绸袍太贵,怕弄脏了。他想站着,但站着说话不礼貌。他想了一会儿,蹲下来了。

      “康乐公,晚生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说。”

      “您为什么不回建康?文帝器重您,谢家需要您,百姓敬仰您。您回建康,可以做大官,做大事。为什么要窝在这个山沟里种田?”

      谢灵运没有抬头,继续压藤。“建康的官,我做过。建康的事,我做过。建康的人,我见过。我不喜欢。”

      王僧达沉默了片刻。“那您喜欢什么?”

      谢灵运直起身,把手里的泥拍掉,看着面前的番薯地。“喜欢这个。”

      王僧达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看到了一片绿油油的番薯藤。他看不出这有什么好看的。但他没有说。

      “康乐公,晚生还有一个问题。”

      “说。”

      “您和沈大夫,是什么关系?”

      谢灵运的手指微微顿了一下。他看着王僧达,看了几秒。然后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泥。

      “朋友。”他说。

      王僧达看着他,笑了笑,没有追问。

      王僧达在芝城住了三天。三天里,他走遍了芝城的每一个角落。他去过存仁堂,看见沈令仪给病人诊脉,手法娴熟,神情专注。他去过阿莲的染坊,看见阿莲把染好的布从染缸里捞出来,拧干,搭在晾布架上。他去过陈铁匠的铺子,看见陈铁柱赤着上身打铁,手臂上的肌肉在火光中起伏如山丘。他去过沐鹤学堂,看见谢庄教孩子们写“人”字,一笔一划,认认真真。他去过芝兰港,看见胡商的船队正在装卸货物,船帆上绣着“芝兰港”三个大字。

      第三天傍晚,他站在沐鹤桥上,看着夕阳把溪水染成金红色,看着两岸的屋舍在暮色中渐渐模糊。他对谢凤说了一句话:“你爹是对的。”

      谢凤看着他。“什么?”

      “建康不需要他。这里需要他。”

      王僧达走了。走的时候,他没有让谢灵运送,也没有让沈令仪送。他一个人走过沐鹤桥,走过永济桥,走过安澜桥,走在新修的大路上,越走越远。谢凤站在桥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大路尽头。

      元嘉十四年六月,芝城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谢庄在学堂里教孩子们写“国”字,写完之后,一个孩子问了一个问题:“先生,‘国’字为什么有个框?”

      谢庄想了想。“框是城墙。城墙里面是国土,是百姓,是国君。”

      孩子又问:“芝城没有城墙,芝城不是国吗?”

      谢庄看着这个孩子,看了很久。然后说:“芝城是国。芝城的城墙不在外面,在里面。在你们心里。你们心里有芝城,芝城就不会倒。”

      孩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低下头,继续写“国”字。谢庄站在黑板前,看着孩子们低头写字的模样,忽然想起谢灵运说过的一句话——“芝城不需要城墙。芝城的城墙是番薯,是靛蓝,是茜红,是学堂,是药铺,是每一个愿意留下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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