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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没什么 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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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途
林深收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时，正站在广州某栋写字楼的三十二层落地窗前，手里捧着一杯美式咖啡，看楼下车流如甲虫般缓慢蠕动。
电话是母亲打来的，声音出奇地平静，像在念一份天气预报：“你爸今天早上走的，心梗，没受什么罪。你要是忙，就不用赶回来了。”
他下意识说了声“好”，挂掉电话，继续喝那杯咖啡。直到苦味漫过舌根，他才反应过来：父亲死了。
那个在他十四岁时用皮带抽断过他两根肋骨的男人。那个在他十八岁离家去北京上大学时，只说了一句“去吧，别回来了”的男人。那个他已经整整十二年没有见过的男人。
死了。
人事经理看他脸色不对，问他要不要请假。他说不用，然后走进洗手间，对着马桶吐了十分钟。不知道是因为咖啡太苦，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他最后还是买了当天下午的机票。不是因为孝顺，而是他突然意识到，如果不去看那具棺材最后一眼，他可能这辈子都睡不安稳。
飞机落地江西时，天已经黑透了。他从机场叫了辆黑车，跟司机说去婺源下面的一个镇子。司机看他的眼神有些异样，大概是想说太远了不去，但最终还是被翻倍的车费打动，咬着牙踩下了油门。
车在高速上开了两个多小时，又拐进县道，最后钻进一条只容一车通过的土路。路两旁是漫无边际的油菜花田，四月正是花期，黑暗中也能闻到那股浓烈而粗野的香气。
“前面就是你们村了。”司机说，“路太烂，我开不进去，你下来走几步吧。”
林深付了钱，拖着行李箱走在田埂上。夜色极黑，没有路灯，只有手机屏幕惨白的光照着一小片路面前方。他走了大约十五分钟，终于看见了村口那棵老槐树。
树还在。
他记得小时候被父亲罚跪，就是跪在这棵树下，膝盖压着碎石子，跪了整整一个下午。那时候他才七岁，因为偷了邻居家一根黄瓜，父亲觉得丢了面子，差点把他膝盖骨跪碎。
村子的格局基本没变，青石板路被磨得发亮，两侧的老房子墙皮斑驳，露出里面的青砖。他凭着记忆找到了自家老宅，大门敞着，门楣上贴着一对白纸丧联，纸是新糊的，在风里微微鼓荡，像某种无声的呜咽。
院子里支着灵棚，一张黑白遗像摆在供桌上，前面是香炉和几碟简单的供果。遗像里的人五十多岁，方脸，浓眉，嘴角微微下撇，看起来像是在生谁的气。
林深站在遗像前，站了很久。
他发现自己流不出眼泪。不是不想哭，而是身体里某个阀门被死死拧住了，任他怎么使劲都拧不开。他盯着那张脸，试图从五官中辨认出一点温情的东西，但记忆里翻来覆去只有那些画面：父亲的拳头，父亲的皮带，父亲喝醉后砸碎的酒瓶，父亲用一种极其厌恶的眼神看着他，像看一件不合格的产品。
“回来了？”
母亲从堂屋里走出来，穿着一件旧棉袄，鬓角的白发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她比十二年前老了很多，但神态还是那样淡淡的，像一潭死水，风吹不起任何波纹。
“嗯。”林深说。
“吃了没？”
“不饿。”
母亲看了他一眼，没有多说什么，转身回了堂屋。林深跟着走进去，看见堂屋正中停着一具棺材，黑漆漆的，前面点着长明灯，灯焰小而稳，在静谧的空气中一动不动。
棺材没有盖。
他走过去，低头看见了父亲的脸。那张脸比他记忆中的要苍老得多，法令纹深得像刀刻的，颧骨高高耸起，嘴唇发紫，眼窝深深地凹陷下去。死亡把这个人变成了一个陌生的、毫无攻击性的皮囊，像一件脱下来随意搁置的旧衣服。
林深伸出手，指尖快要触到父亲冰凉的脸颊时，又猛地缩了回来。
他怕。不是怕死人，而是怕自己会忍不住狠狠扇这张脸一巴掌。
守灵的规矩是儿子要通宵跪在灵前。林深在蒲团上跪下来，膝盖刚一触地，那些碎石子碾压骨头的疼痛就从记忆深处翻涌上来，铺天盖地，几乎要将吞没。他咬紧了牙关，跪得笔直。
夜很长。母亲去睡了，灵棚里只剩下他一个人，还有那具棺材，还有那盏怎么也熄不灭的长明灯。他跪到凌晨两点多，腿已经失去了知觉，意识开始变得模糊，半梦半醒之间，他看见父亲朝他走过来了。
不是鬼魂，是记忆。
十三岁那年，他考了全班第三名，高高兴兴拿着成绩单回家，父亲看了一眼，把成绩单揉成一团扔进灶膛里。“第三名有什么好高兴的？你看看隔壁老李家儿子，人家第一名。”
十五岁那年，母亲偷偷塞给他二十块钱让他去买双新鞋，父亲发现后一脚踹在他腰上，说他妈的就是个废物，连双鞋都挣不来。
十七岁那年，高考前一个月，父亲喝了酒回来，不知道为什么发了火，把家里的电视机砸了，又把他所有的复习资料从窗口扔了出去。他在雨里捡了一整夜，第二天发了高烧，咬着牙去考试，最后还是比平时少考了四十分。
他本来能上复旦的。
后来他去了北京的一所普通大学，靠着助学贷款和兼职硬生生念完了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