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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
雨下了三天，整座锦城都泡在一片灰蒙蒙的水汽里。沈砚秋站在廊下，看着檐角的雨水连成一条断断续续的线，落在青石板上，溅起细小的水花。院中那棵老槐树被洗得发亮，叶子绿得近乎发黑，沉甸甸地垂着头。
他身后的大厅里灯火通明，人声嘈杂，偶尔传来一声尖锐的争执，很快又被更大的声音压下去。那是沈家的族人在商议分家的事。父亲沈鹤亭上月过世，偌大的家业就像一块肥肉，引来了四面八方的觊觎。大伯、二叔、几位堂兄，还有那些他叫不上名字的远亲，都来了，挤在这间曾经安静得能听见蝉鸣的老宅里，每个人脸上都写着不同的算计。
“砚秋，你进来。”二叔沈鹤鸣的声音从厅里传出来，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沈砚秋没有动。他还想再站一会儿，再看一会儿雨。他知道只要跨过那道门槛，那些面孔就会像潮水一样涌过来，假意的关怀、刻意的刁难、拐弯抹角的试探，所有的声音搅在一起，最终汇成一个意思——你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守不住这份家业，不如趁早分了。
廊下的角落里放着一只青瓷花瓶，是父亲生前最喜欢的东西。那瓶子不大，不过一尺来高，釉色青中泛蓝，像雨后初晴的天空，又像远处山峦的轮廓。父亲在世时，每天清晨都要用软布轻轻擦拭一遍，动作极慢，像在抚摸什么东西。沈砚秋小时候不懂，问父亲为什么要对一只瓶子这样好，父亲笑了笑说：“它不是瓶子，它是你曾祖留下来的念想。”
此刻沈砚秋蹲下来，看着那只青瓷瓶。瓶身上有一道细微的裂纹，从瓶口蜿蜒而下，几乎延伸到瓶腹，像一道干涸的河流。这道裂纹是父亲在世时留下的——那年冬天，一个仆人不小心碰倒了花瓶，父亲接住了它，自己摔了一跤，磕破了额头，花瓶却只多了这道裂纹。母亲当时又急又气，说一个瓶子值得你这样？父亲捂着流血的额头，只是笑。
“砚秋！”这回是大伯的声音，已经带了几分不耐烦。
沈砚秋站起身，整了整衣襟，走进了大厅。
灯火刺眼，十几道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他身上。长条桌案上摊着账本、地契、房契，还有几份写好的分家协议。大伯沈鹤松坐在正中的太师椅上，二叔坐在他右手边，其余人散坐在两侧，有的喝茶，有的低声交谈，有的面无表情地盯着他看。
“人齐了，开始吧。”大伯清了清嗓子，示意账房先生念账目。
账房先生姓顾，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在沈家做了四十年账房，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但一双眼睛依然精明。他站起来，翻开账本，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沈家世代经营青瓷，先祖沈明远于光绪年间创立‘明远窑’，至今凡一百一十余年。鼎盛时期，明远窑有瓷窑七座，工匠二百余人，产品远销南洋欧美……”
沈砚秋听到这里，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明远窑的故事他从小听到大，曾祖沈明远原本是个烧窑的学徒，二十岁上自立门户，在城外的山坡上搭了一座小窑，一个人又拉坯又烧火，整整三年烧不出一件满意的瓷器。第四年开春，一场大雨冲垮了他的窑，他蹲在废墟里哭了整整一个上午。可哭完之后，他又重新开始。到第十个年头，明远窑烧出的青瓷已经能跟景德镇的东西摆在一起卖了。
但这些事情，此刻坐在这间大厅里的人，没有谁真的在乎。
账房先生念完了一长串数字，大伯率先开口：“砚秋，你也听到了，这几年瓷窑连年亏损，去年一年就赔了三千多两。明远窑早就不是从前的明远窑了，与其守着这个烂摊子，不如把窑厂和铺面都盘出去，换成现银，兄弟们分了，各自谋各自的生路。”
二叔立刻接话：“盘出去？盘给谁？现在锦城谁还做瓷器？我倒觉得，窑厂可以留着，但得换人来管。砚秋还年轻，又要念书，哪有精力经营这么大的产业？”
这话说得委婉，但意思很明白——窑厂交出来，你来念你的书，生意上的事与你无关了。
沈砚秋抬起头，看了看大伯，又看了看二叔。他想起了父亲，想起父亲坐在窑火前的侧脸，想起父亲说“一个人守着一座窑，一辈子就做一件事，做到最好”时的神情。那种神情他从未在大伯和二叔脸上见过。
“我不想分家。”沈砚秋说。
声音不大，大厅里却忽然安静了。
“窑厂我想继续做下去。”他补充道。
大伯皱起了眉头，二叔放下了茶杯，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一位堂兄冷笑了一声：“你继续做？你会拉坯还是会烧窑？你连窑火都看不住，拿什么做？”
沈砚秋没有回答。他确实不会拉坯，不会烧窑，连瓷土和釉料都分不太清。他从小被送去省城念书，学的是新学，读的是英文和算学，父亲在世时从不让他碰窑上的事。但他记得父亲曾经说过的话：“砚秋，你不用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