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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成长（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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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拾妥当，我们打车直奔高铁站。这趟列车是直达梓州的。下车后，妈妈的一个表弟开车来接我们。抵达外公外婆家时，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两点多。丧事早已操办起来，外公躺在堂屋中央的棺材里，四个道士敲着法器吟唱着经文。
外婆一见到妈妈，便扑上来嚎啕大哭。妈妈红着眼圈，强忍悲痛安慰着外婆。一个管事的长辈给我系上长长的白色孝帕，像抹额一样缠在头上，又在身后披上白布，跟斗篷差不多。接着让我跪在舅舅旁边烧纸钱。
安顿好外婆，妈妈也戴上同样的孝帕孝服，跪在了我们旁边。
随后便是外婆、舅舅和妈妈与前来吊唁的乡邻们寒暄答礼。我则被安排在客厅坐着，和一些年老的婆婆们在一起。她们用浓重的四川方言聊着天，我不太听得懂，但四川方言远比宁波方言要好很多，能猜得出大概意思，大意是外公走了也好，自己少受罪，也免得拖累儿女。
流程按部就班：下午六点吃“丧饭”，八点小辈们再次跪在棺材前烧纸钱，道士唱经，最后是“瞻仰遗容”——开棺让亲人看最后一眼，然后盖棺，等待次日清晨下葬。
仪式结束后，外婆和妈妈看我脸色苍白、精神恍惚，像要晕倒一样，于是催我赶紧上楼休息。我从昨晚到现在都没有怎么合上过眼。我便上楼去妈妈的床上躺着，明明疲惫至极，却怎么也睡不着。迷迷糊糊中，我似乎听到楼下有人提到了“赵安然”的名字。
第二天清晨，我没有参加外公的下葬。因为我发起了高烧，昏睡不醒。妈妈她们以为我太累了太困了，就没忍心叫我。等送葬队伍回来吃完“回丧饭”，妈妈回房见我还没醒，一摸额头滚烫，吓坏了！毕竟这个家里才死了一个老人，不能再死一个年轻人了！
听到妈妈的呼救，舅舅赶紧冲上楼把我抱下来。我被围在焦急的人群中，意识模糊，眼皮重如千斤，睁不开双眼。视线艰难地扫过一张张脸，恍惚间似乎瞥见一个年轻高个、皮肤略微有点黑的男生。
是他吗？赵安然？
我用尽全身力气想看清他的脸，因为我能强烈地感觉到他也在看我！但最终，视线还是无力地陷入黑暗。终究未能如愿，我还是没能看清赵安然长什么样。
我被抱上一辆面包车，妈妈紧紧抱着我。舅舅留下处理后事。醒来时，我已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妈妈正和送我们来的表舅低声说话。见我醒来，妈妈立刻扑到床边看我情况，然后委托表舅出去帮忙买一些饭菜带回来。
还没来得及和妈妈说上话，一个电话又把她叫走了，应该是外公的后事吧。
没过多久，妈妈又折返回来，神色带着焦虑：“无恙，宁波厂里那边出了点急事……刚好你外公的事也办完了……要不你就在医院再住一天观察，明天我们再回宁波？”
原来不是外公家的事。但我看得出宁波那边的事也很急。我宽慰她：“我感觉烧退了，今晚就走吧。看看还有票吗？明早就能到宁波。”
我不想耽误她。
妈妈看着我，眼中满是不忍，但还是点了点头听从我的建议。表舅开车送妈妈回家取行李并告别，我留在医院休息。之后表舅又开车送我们到高铁站，赶上了最近的一趟车。时间卡得刚好。我在高铁上昏睡了一路，到了宁波又直接在滴滴车上睡着。等醒来时已是深夜，妈妈不在家，发了信息说去处理厂里的事了。
这几天的行程像一场仓促的噩梦：紧急回乡参加葬礼、高烧病倒、又仓皇返回宁波。我躺在床上，望着熟悉的天花板发呆，回想这几天的混乱。
似乎又一次与赵安然擦肩而过，但我内心很平静，好像也没有很特别的感觉。我和他十多年完全没有联系，他对我而言，已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符号，想着未来我和他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交集了。
想到妈妈这几天忙前忙后，马不停蹄地奔波操劳，到现在还不能休息，她是怎么撑下来的？想到这里，眼泪又不自觉地涌了出来。
我起身吃了药，换好衣服下楼，然后去超市买了些菜。妈妈平时做饭的时候，我经常在旁边打下手，所以简单的菜我也是会做的。于是我做了两菜一汤：番茄炒蛋，白菜粉丝汤，还有辣椒炒肉。
大约半小时后，妈妈拖着极度疲惫的身体回来了。看到餐桌上的饭菜和我，她愣了一下，走过来紧紧抱了抱我，声音沙哑：“我们无恙……长大了。”
吃饭时，她才告诉我实情：厂子倒闭了，她赶回去是为了结算工资。我对她说：“正好，你不用再上夜班了。在家好好休息一阵，我们附近转转。”
妈妈确实真的该休息了。
“好，”她点点头，脸上露出一丝久违的轻松，“对了，我有个朋友在杭州，要不……我带你去杭州玩玩？”
“好啊！”我欣然同意，“虽然都在浙江，但我还没去过杭州呢。”
忽然想起在老家，那些七大姑八大婆们的聊天，似乎外公的离世，对妈妈而言也是一种解脱吧。她终于可以卸下部分重担。加上厂子倒闭拿到的赔偿，正好可以换个新工作。我和妈妈的目光在空中相遇，不约而同地露出一个心照不宣的、带着点苦涩又释然的微笑。
那种久违的母女默契，似乎重新连接上了。
“我们重新开始！”我端起汤碗，像举杯一样伸向妈妈，庆祝我们开始新的生活。
“好！”妈妈也端起碗，轻轻碰了一下我的碗沿，“重新开始！”
我们的生活就这样重新启动。与此同时，妈妈也没有再追问我和张亦文的事，我也没有主动提起。直觉告诉我，她选择了相信我。
至于张亦文，那晚之后我们确实没再见面。不过，后来他有托朋友转交给我一个礼物，是一条细细的黄金手链。我本想退回去，却被告知他已经去了广州，去找他妈妈了。
打开微信上对话框，他最后只留了一句话：“祝好。愿你余生快乐。如果有想念的人，就去找他吧。”
那一刻我才明白，原来他很想他的妈妈。
而我现在，不清楚我到底是在想念陈思阳这个人还是在怀念小时候的快乐时光。因为我记得小时候和他在一起的一切，但长大后的他，我一无所知，就和赵安然一样，都在我的生活里慢慢褪色、模糊，最终只剩下一个名字。
我没有给张亦文回复，从此之后我们没有了联系。
那些看似疯狂的日子里，我们一起逃学骑电动车去看海、看日出；一起在昏暗路灯下肆无忌惮地抽烟，然后吞云吐雾；一起在震耳欲聋的KTV里用一瓶瓶酒精麻痹自己……这些美好而绚烂的记忆都变成了一张张褪色的老照片，蒙上了一层不真实的微光。
我和张亦文好像都在寻找着什么。或许是被渴望的爱，又或许是能让内心得到片刻安宁的依托。就因如此，两颗迷茫的心笨拙地彼此靠近，试图用这种简单的依偎，去填补内心深处那片巨大的、冰冷的荒芜。
现在回头去看，这些都不过是少年人笨拙的宣泄。万幸的是，我没有做出真正伤害自己的事。
我其实内心也很明白，我不敢越界放纵，因为一直有一根弦在拉着我。那根弦，就是妈妈。
我不敢想象，如果我彻底失控，她会做出怎样疯狂的事。因为她的“疯狂”是真正的，也一定是毁灭性的。我清楚的知道，我是她支撑到现在的动力，没有了我，她会放弃她自己。
在我眼里，那段日子里的我和张亦文就像两个破碎的小孩抱团取暖，以此对抗命运对我们的不公。
为什么要把我们生下来？这是我和张亦文常在夜深人静时思考的问题。
如果我没有出生，妈妈是不是活得更轻松一些？她就不用带着我这个拖油瓶艰难求生，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我没有对张亦文说过。同样，我也不清楚张亦文的想法，因为他从未提及他的家庭和痛苦。
但是，我真的很感激张亦文，感激那段混沌的、却让我得以喘息的日子。
之后的日子回归平淡。
妈妈在商场找了份服装销售的工作，跟之前一样。我继续回去读职高，心思却不在学习上。没有目标和毅力的人，在宽松的环境里只能随波逐流。我主动跟妈妈聊过，她似乎也理解，只要求我“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随后，我在妈妈上班的商场里，找了份肯德基服务员的兼职。我们的日子比前两年要轻松许多。这三年里，除了外婆偶尔生病，基本上风平浪静。舅舅和舅妈好像也没有在瞎折腾，他们还资助了我们一点钱，加上妈妈这三年的积蓄，我们终于用首付在宁波郊区买了一套小小的、老旧的两居室，也就在我们之前租房的那个小区。
毕竟我们都念旧，在那里住习惯了，就不想搬家了。
在宁波漂泊了十四年，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家”。
我原以为生活会这样平淡安稳地继续下去。
直到昨晚，妈妈告诉我：“无恙，收拾一下，回四川……参加你亲生父亲的葬礼。”她的语气没有那么平淡，听起来有点忧伤。
这一次的葬礼，不同于外公那一次。它像一个突兀的休止符，强行中断了我们的平静，彻底改变了我未来的人生轨迹——更确切地说，是彻底改变了妈妈的未来。
或许，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