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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 3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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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枢六年的春风裹着沙尘，卷进关中平原的麦田。
太学的“实践学分”考察队分了三队，李明月、阿砚与两个寒门弟子去渭南，苏彻、林薇带着石头查盐铁司的关卡，王珩、青禾则跟着博士走访洛阳城郊的庄园。
阿砚站在渭南的田埂上，指给众人看那些龟裂的地：
“去年说好修渠，杂役钱收了三回，渠倒比去年更破了。”
田边蹲着个老农，手里的锄头比他的腰还弯，“官爷说‘等下拨银子’，可银子在哪？咱只看见里正家新盖了瓦房。”
李明月掏出纸笔，却被阿砚按住手：
“小姐，记这些没用。”他转身往村里跑，回来时手里攥着半张发黄的“纳户帖”，上面的红印盖得歪歪扭扭，
“这是我弟偷偷藏的，上面写着‘杂役钱充作县太爷寿礼’——这才是真的。”
那日傍晚，他们在破庙里遇着群逃荒的人，其中有个瞎眼的妇人，怀里揣着块被啃得只剩渣的麦饼。
“俺男人去告官，被打瘸了腿，”她摸着饼渣哭，
“咱不盼别的，就盼收税的官能看看，麦地里长的是麦子，不是银子。”
李明月忽然想起父亲书房里的《赈灾策》，那些“开仓放粮”“减免赋税”的字句，在妇人的哭声里碎成了粉末。
苏彻与林薇在潼关的关卡前盘桓了三日。石头蹲在关卡旁的老槐树下，数着每辆粮车经过时，兵卒塞进口袋的“过路费”。
“一日至少二十两，”他把算盘打得噼啪响，“够五十户人家吃一月。”
林薇乔装成贩盐的商人，递上“官引”时，那校尉却冷笑：“官引是死的，人是活的——想过？先留三成盐。”
苏彻摸出父亲给的令牌，校尉立马换了脸。
“这就是规矩？”他盯着那令牌，忽然觉得有些烫手。
林薇却在账本上记下：“官威大于法，令牌重于规。”
当晚他们住客栈，听见隔壁校尉正分赃，说“太学的先生要来查？早打点好了”。
王珩与青禾在洛阳庄园撞见的，是另一番景象。
主家是礼部尚书的远亲，正让佃户们把刚收的新麦倒进粮仓，自己却在亭子里剥荔枝。
“这些佃户？”主家摇着扇子笑，“租我的地，就得听我的——今年税重，我这粮价也得涨三成。”
青禾看着佃户们背上的麦捆，忽然想起家乡的娘。
她悄悄问个小姑娘：“吃不饱饭，咋不跟官说？”小姑娘怯生生指了指远处的宅院：
“官是他家的亲戚。”王珩翻着带来的《均田制》残卷，上面“不抑兼并”四个字被虫蛀了个洞，像只盯着人的眼。
半月后，三队人在太学的槐树下汇合。李明月把那半张“纳户帖”拍在案上：
“律法写得再好，抵不过一句‘县太爷寿礼’。”
苏彻将关卡分赃的账册推过去：“连校尉都知道打点，这制度早成了筛子。”
王珩的声音发哑：“庄园连成片，佃户不如狗——这哪是‘民为邦本’，分明是‘民为邦肥’。”
争论声引来了更多弟子。有士族子弟皱眉：
“你们这是钻牛角尖，天下哪有万全法？”
阿砚猛地站起来，手里捏着老农给的麦种：
“万全法没有，可总得让种麦的人吃上麦吧？”
青禾把画的《收税图》铺开，画里的官老爷手里没拿鞭子，却揣着本厚厚的《贪腐经》。
石头蹲在地上，用炭笔写了行字：
“治不好蛀虫，再好的木头也得烂。”
林薇接话：
“可光捉蛀虫不够，得把木头换成铁的——让想贪的人贪不成。”
李明月忽然道：
“我爹说，下月朝堂要议新税法。”她从袖中摸出份草稿，“我偷抄了一份，你们看——”
三十张青案很快围满了人。
有人指着“减免杂役”叫好，有人摇头“豪强会更猖獗”，有人提议“让百姓自己选收税的人”，引来一片争论。
博士背着手站在廊下，听着这些年轻的声音撞在槐树上，落下来的槐花都带着些火星子。
暮色渐深时，李明月忽然问：
“若有朝一日，咱们中有人入了朝堂，有人还在田间，还记得今日说的话吗？”
阿砚把麦种分给众人：“种下去，总会发芽的。”青禾将《收税图》改了改，官老爷的怀里换成了《农桑书》。
那年的实践学分，博士给每个人都打了“优”。评语只有一句话：“知，方痛知如何止痛。”
天枢七年的槐花谢时，六人的名字出现在了毕业名册上。
李明月拒绝了父亲安排的婚事，要去户部当誊抄吏；
苏彻与林薇考上了算学馆，专管税赋核算；
王珩带着阿砚去了渭南，在县学当先生，教佃户的孩子读书；
青禾被画院聘去，专画“民生图”；
石头最特别，他跟着杂役们去了关卡，成了个记账的小吏，据说他那算盘，再也没人敢糊弄。
离别的那日，三十个身影在朱漆门前挥手。有人要去当官，有人要去教书，有人要去行商，有人要回家乡。
李明月望着远处的长安城，忽然想起初入学时，自己以为学分就是一切。
如今才懂，太学教的从来不是“如何毕业”，而是“如何不白活这一世”。
风吹过空荡荡的青案，砚台里的墨还没干。
博士拿起石头忘带走的炭笔，在墙上写了行字：“天下事，不在书里，在心里；不在朝堂，在田间。”
后来，有人说，天枢年间的太学出了群“愣头青”，敢跟旧规矩较劲；
有人说，那些人后来散在天下，把“民生”二字种进了泥土里。
而长安太学的槐树下，总有人指着墙上的字琢磨，琢磨着琢磨着，眼里就有了光。
就像那年春天，阿砚撒在田埂上的麦种，不知何时已连成了片，风一吹，全是沉甸甸的麦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