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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第四十章 抑郁 老同学刘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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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学刘亚伟找到李海洋时,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大半精气神,眉头拧成一团疙瘩,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磨过:“海洋,求你想想办法,我儿子创创,三中初二的,现在死都不肯进教室了,这样下去,这怎么办啊!”
李海洋愣了愣,脑海里瞬间闪过去年的画面——那时刘亚伟特意找他,再三恳求帮忙给刚小升初的刘创创找个好班级,反复强调三中初一(四)班的老师教得好、要求严,他还特意托了校长才办成事。“去年入学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你当时千挑万选要进(四)班,怎么才一年就成这样了?”
刘亚伟猛地摊开双手,肩膀垮得厉害,满脸的无奈几乎要溢出来:“我也懵啊!我哪儿知道到底怎么了?现在只要一提‘上学’俩字,他就跟疯了一样暴怒,急了还会用头撞墙,拦都拦不住。”
“那他不去学校,在家待着做什么?”李海洋的声音沉了下来,隐约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还能做什么?整天蒙头大睡,拉着窗帘,房间里黑得像个地窖。我只要敢掀一下他的被子,他就跳起来撞墙,还嘶吼着说要跳楼。现在他房间门反锁,我们老两口连门都进不去,只能在外头守着,生怕他做傻事。”刘亚伟的声音里带着抑制不住的哽咽,眼底满是绝望。
李海洋沉默了许久,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桌沿,缓缓开口:“这样,今晚你们带他出来,我找个安静的饭店,咱们一起吃顿饭,我试着跟他聊聊,不逼他,就随便说说话。”
下午,李海洋拨通了陶雯雯表姐胡玲玲的电话——胡玲玲是三中的教务主任,或许能从学校这边找到些端倪。电话接通,胡玲玲的语气里带着几分难以掩饰的兴奋,一开口就说起了学校的新举措:“海洋,你不知道,我们学校最近推了好几项改革,最关键的就是‘末位问责制’!期中、期末考试,哪个班级的平均分排年级后三名,班主任和包班领导就得在全校大会上做检讨,还得当众立军令状。要是下次还是后三名,不仅扣绩效津贴,任课老师不能评优晋级,班主任直接撤换!”
李海洋眉头微蹙,沉吟着问道:“可年级总有后三名,照这么搞,班主任岂不是要轮着换一遍?”
“那倒没有,”胡玲玲笑着说,“不过这招还真管用,现在老师们和领导班子的积极性全被调动起来了。星期六、星期天,班主任、任课老师还有包班领导,都轮流到校盯着学生做作业,一分一秒都不敢松懈。我们学校在期中联考排名全县第一。”
李海洋心里的不安更甚,又追问:“还有别的新措施吗?”
胡玲玲顿了顿,接着说道:“前段时间在上午大课间,有几个学生打闹,结果导致其中一个学生摔成了重伤。家长闹到学校,到教育局县政府上访,还把我们告上了法庭。没办法,学校研究后规定,课间休息的时候,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必须至少留一人在教室里守着学生,不能让他们随意走动。现在不少班主任干脆让学生轮流上厕所,回来一个再放一个出去,这样就能从根本上杜绝打闹,也就不会再出安全事故了。”
李海洋重重地叹了口气,语气里满是无奈与痛惜:“看守所的犯人还能盼着放风透气呢,你们这么做,让学生连一点自由都没有,弄得比犯人还不如啊。”电话那头的胡玲玲沉默了片刻,终究只是说了句“我们也是没办法”,便匆匆挂了电话。
傍晚,约定的饭店门口,霓虹灯忽明忽暗,在刘亚伟脸上投下不断变换的光影。李海洋远远望去,那个曾经身材高大、性格豪爽,遇事从不低头的老同学,此刻却显得格外矮小,双手局促地绞在一起,不停地四处张望,眼底满是焦灼与无助。他快步迎上去,刚在包间坐下没多久,刘亚伟的妻子范红梅就带着刘创创走了进来——两家是多年的老朋友,平日里常聚,向来轮流请客,本该熟络自在,此刻却透着一股压抑的沉默。
李海洋尽量放柔语气,把菜单轻轻推到刘创创面前:“创创,看看喜欢吃什么,不用客气,随便点。”
刘创创始终低着头,额前的刘海遮住了眼睛,双手放在桌下,不停地抠着手指,指尖早已泛白,神态局促得像是做错了事的孩子,自始至终一言不发。菜刚上齐,还没等众人动筷子,他突然猛地站起身,声音细若蚊蚋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我不饿。”话音未落,就急匆匆地向外跑去。
范红梅吓得脸色发白,慌忙起身追出去,一边跑一边喊着:“创创!创创你等等妈妈!”身影很快就消失在了饭店门口的夜色里。
包间里瞬间陷入死寂,刘亚伟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强忍着才没掉下来,声音哽咽:“你说这该怎么办?我快急疯了!一提上学就暴怒,他年纪这么小,不上学,以后还有什么出路啊!”
“找心理医生看过吗?”李海洋轻声问道,语气里满是关切。
刘亚伟摇了摇头,眼底的绝望又深了几分:“联系过,可根本带不过去,他一听说要去看医生,就又撞墙又嘶吼。我本来想带他去顺昌三院看精神科,可实在劝不动,也不敢强行带,我怕刺激到他,真的做出傻事。”他长叹一声,声音里满是困惑与痛苦,“他们隔壁班有个女孩,前不久刚跳楼了,听说也是不想上学。海洋,你说现在的孩子到底怎么了?我们小时候,在学校被老师打,回家还要被父母再揍一顿,也没听说谁抑郁、谁跳楼啊,怎么到了他们这一代,就这么脆弱?”
李海洋低下头,沉默不语,静静地听着老同学声泪俱下的诉说,心里像压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喘不过气来。良久,他猛地端起眼前的一大杯白酒,一饮而尽。
星期一上午,□□会会议的间隙,李海洋找到了列席会议的教育局局长段传运,把三中的一系列改革举措,还有刘创创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反映了一遍。
段传运听完,脸上的神色也凝重起来,缓缓说道:“海洋,你也知道,以前顺昌市中考阅卷是各区县交换批改,咱们泉河县分数偏低,还能找借口说别的区县阅卷太严。但从去年开始,全市中考试卷集中统一网上阅卷,分数一目了然,咱们泉河县的中考平均分,竟然是全市垫底。县里的压力很大,前任局长重点抓学校安全,提出‘教好教差但不要把学生教没了’。可现在,县政府调整了教育工作重点,确定今年为‘教育质量提高年’,开展了一系列抓质量的活动。有些学校急于提高排名,采取一些偏激的措施,说实话,我也能理解他们的难处。”
说到这里,段传运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坚定起来:“但不让学生课间出来活动,这个绝对是错误的!学生安全不是靠捆住孩子、限制自由换来的,是靠科学的教育和合理的管理。你放心,我会尽快和三中的校长沟通,让他们整改,不能再这么折腾孩子了。”
几天后,李海洋再次见到刘亚伟,第一句话就问:“创创最近怎么样了?有没有好一点?”
刘亚伟苦笑着摇了摇头,眼底满是疲惫:“还是老样子,不过稍微好一点,至少肯走出房间吃饭了。但只要一提到上学,他就立马躲回房间,蒙头大睡,谁也不理。有时候烦躁起来,还会用小刀在自己手腕上划,划得一道一道的,看得我和他妈妈心都碎了。”
他顿了顿,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崩溃:“我听了医生的建议,不敢骂他,也不敢说他,只能在给他包扎伤口的时候,小心翼翼地劝他,下次别划那么重,别伤着自己。有一次我下班回来,看到他一个人站在阳台上,呆呆地看着楼下,眼神空洞得吓人,我不敢惊动他,只能慢慢走到他身后,轻轻搂住他,那一刻,我真的要疯了,我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不知道该怎么挽救他。”
李海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沉重而坚定:“亚伟,我知道你着急,但你听我说,创创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回学校,不是考多少分,而是活下去,然后慢慢好起来。上学的事,等他情绪稳定了,愿意面对了,再慢慢说也不迟。我建议你们夫妻两个,多找心理医生咨询咨询,先改变自己,学会怎么和创创沟通,调整好自己,,才能陪着他一点点走出来。”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李海洋独自坐在书桌前,台灯的光晕柔和却微弱,映着他紧锁的眉头,思绪如潮水般翻涌,久久无法平静。
他在电脑上写到:教育改革的口号,年年更新,岁岁迭代;考核的指标,越来越精细,越来越严苛。可我们在追逐那些冰冷的数字、光鲜的排名的过程中,是不是早已忘记了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当我们用“末位问责”的鞭子,鞭策着每一位教师紧绷神经;用“全程监控”的牢笼,约束着每一个学生的脚步;用“统一阅卷”的标尺,衡量着所有学校的教学质量时,我们是否意识到,这正在织成一张无形却密不透风的网,将孩子们牢牢困住,也将教育的温度一点点吞噬。
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教育担扰,而今天的教育,似乎正被两种恐惧牢牢绑架:一种是对安全事件的过度防范,怕出一点意外,怕担一点责任,于是便用最极端的方式限制孩子的自由;另一种是对升学指标的盲目追求,怕排名落后,怕被问责,于是便将孩子逼进分数的牢笼,日夜不停地刷题、考试。在这双重压力之下,学校变成了一台精密运转、毫无温度的机器,教室变成了标准化生产的车间,而那些鲜活的孩子,就成了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产品——我们测量他们的分数,统计他们的排名,比较他们的优劣,却唯独忘记了,他们首先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渴望、有脆弱的活生生的人。
教育的真谛,从来不是制造整齐划一的“优秀”,而是培育参差多态的生机与希望。一棵树的成长,需要阳光雨露的滋养,更需要自由伸展的空间,不能被强行修剪成固定的模样;一个人的成长,需要知识的传授,更需要心灵的滋养,需要被看见、被尊重、被理解。当我们把教育简化成一场数字的竞赛,当校园生活只剩下分数和排名,当孩子们的童年被试卷和压力填满,最先被牺牲的,往往是他们眼中的光,是他们对世界的热爱,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生命力。
刘创创们,那些用身体撞墙、用小刀割腕,甚至选择用跳楼来结束痛苦的孩子,他们用最极端的方式,撞击的不仅是自己的身体,更是个体的绝望与痛苦,更是一代人的生存困境。他们不是在抗拒知识,不是在逃避学习,而是在抗拒被物化、被数据化、被工具化的命运;他们不是在逃离校园,而是在逃离一个失去温度、失去弹性、失去人文关怀的教育系统。
或许,真正的教育改革,从来不该始于更加严密的监控与管理,不该始于更加严苛的考核与问责,而应该从重新发现“人”开始——看见每个孩子的独特,尊重每个生命的节奏,倾听每个心灵的声音,让教育回归其最本真的意义:不是塑造完美的考试机器,不是培养千篇一律的优等生,而是培育一个个头上有汗、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有血有肉、有笑有泪的完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