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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 9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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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翻过浸满泪痕的一页，接下来的纸张，触感变得不同了。
齐奕棠的指尖能感觉到纸张细微的起伏，那不是水渍晕染的柔软，而是笔尖用力划过、几乎要穿透纸背的坚硬痕迹。
纸纤维被墨色浸透，边缘微微翘起，带着一种被利器反复割划的粗糙质感。这一部分的字迹，与前面回忆安语柔时的稚嫩流畅截然不同。笔画生硬、顿挫，带着一种压抑的、无处释放的力道，时而紧收如攥紧的拳头，时而狂放如挣脱缰绳的野马，像被困在笼中的幼兽，用尚且稚嫩的爪牙，徒劳地抓挠着栏杆，在纸页上留下深深浅浅的、带着血腥味的抓痕。
葬礼是灰色的。
很多很多穿着黑衣服的人，很多很多白色的花。花束簇拥着，像一片沉默的雪，压得人喘不过气。安语柔躺在一个小小的盒子里，周围堆满了粉白的樱花，那是她最喜欢的花，可花瓣蔫蔫的，失去了往日的鲜活。她看起来像睡着了，只是脸色比画纸还要白，白得像一层薄冰，一碰就会碎。她穿着一条粉色的裙子，是她生日时妈妈送的礼物，裙摆上绣着小小的樱花图案，但一点也不像她了。那个会笑、会踮着脚捡樱花、会歪着头问我船长故事的安语柔，不见了。盒子里那个，只是一个很像她的、安静的东西，一个没有温度的、被花和泥土包裹的标本。
景允墨一直在哭。从灵堂入口哭到墓碑前，眼睛肿得像两颗熟透的桃子，睫毛被泪水粘成一缕一缕。她抓着我的手，抓得很紧，指甲都掐进我肉里，留下月牙形的红痕，疼得我微微蹙眉。我没有哭。我看着她哭，看着大人们用手帕捂着眼睛呜咽，看着安语柔的妈妈晃了晃，然后直挺挺地晕过去，被人七手八脚地扶走。我只是看着。我觉得我应该哭，像景允墨那样，像大人们那样，但我哭不出来。我的眼睛很干，像被盛夏的太阳晒了三天三夜的石头，裂开细小的纹路，却渗不出一滴水珠。
有人念很长的词，抑扬顿挫，我听不懂。那些华丽的句子像轻飘飘的羽毛，落在灰色的空气里，一沾就碎。有人唱歌，声音飘得很高，像断了线的风筝，晃晃悠悠，找不到落点。然后那个盒子就被推进了一个方形的洞里，洞口黑黢黢的，像一张沉默的嘴。有人开始往里面填土。一锹，又一锹。潮湿的、带着泥土腥气的灰色土块，落在粉色的裙子上，落在白色的花上，落在那个很像安语柔的东西上，发出沉闷的“噗噗”声，像心脏被一拳拳砸中的声响。
景允墨哭得更凶了，她把脸埋在我肩膀上，眼泪鼻涕蹭了我一身，温热的液体透过衬衫渗进去，凉得刺骨。我站着没动，脊背挺得笔直，像一根被钉在地上的木桩。我看着土慢慢把盒子盖住，盖住粉色的裙摆，盖住白色的花瓣，盖住那张苍白的脸，直到再也看不见一丝亮色，只剩下一个鼓起来的小土包，孤零零地立在那里。
有人放了一块石头在上面，石头冰冷粗糙，上面刻着安语柔的名字，还有她生和死的日子。两个日期离得那么近，像被橡皮擦蹭过的铅笔印，模糊又刺眼，只有短短十一年。
十一年，够干什么呢？够上六年小学，够认识两个吵吵闹闹的朋友，够在春天捡满一书包的樱花，够画满三本画册的粉色花朵，够说无数次“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然后，就没了。
回家的路上，景允墨还在抽噎，肩膀一耸一耸的，像只受伤的小兽。她问我：“烬舟，你为什么不难过？柔柔死了，你不难过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觉得我心里有一个地方空掉了，像被人用一把生锈的勺子，狠狠挖走了一大块，冷风从那个豁口呼呼地往里灌，很冷，很疼，疼得我蜷缩起来，却找不到可以捂住伤口的手。但那不是难过，至少不是大人们那种会流眼泪的难过。那是一种……很重的东西，像一块烧红的铁，压在我的胸口，压在我的喉咙里，让我说不出话，也哭不出来。它太重了，重到眼泪都流不动，只能沉在心底，慢慢冷却，变成一块坚硬的石头。
我只是摇摇头，说：“不知道。”
景允墨用红红的、布满血丝的眼睛看了我很久，然后吸了吸鼻子，小声说：“烬舟，你变得好奇怪。”
也许吧。我也觉得我有点奇怪。
家里很安静。妈妈去安慰安语柔的妈妈了，高跟鞋踩在楼道里的声音，渐行渐远。爸爸还在局里加班，书房的灯黑着。只有我一个人。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着窗外。暮云市的春天好像一下子就过去了，树叶子绿得发黑，像被墨水泡过，天空是一种灰蒙蒙的蓝，像洗了无数次的旧衣服，褪尽了颜色。
我不知道该干什么。作业本摊在桌上，格子空空的，像一张张茫然的脸。书架上的童话书落了一层薄灰，王子和公主的故事，突然变得幼稚又可笑。玩具熊歪在床头，眼睛里的纽扣掉了一颗，看起来有点滑稽。脑子里空空的，又好像塞满了东西，都是灰色的土，一锹一锹落下来的画面，泥土砸在盒子上的声音，像敲在太阳穴上，嗡嗡作响。
我走到爸爸的书房。他不在。书桌上很整齐，文件摞成一堆，边角码得笔直，笔筒里插着几支笔，笔尖闪着冷光，还有一个玻璃的烟灰缸，里面很干净，没有一点烟灰，像一块透明的冰。我盯着那个烟灰缸看了一会儿，然后目光移到了书桌下面的柜子。柜门虚掩着，露出一条窄窄的缝。
我知道那里面放着什么。爸爸有时候晚上回来，领带松垮地挂在脖子上，脸色疲惫，心情不好或者很累的时候，会打开那个柜子，拿出一个棕色的瓶子，倒一点琥珀色的液体在玻璃杯里，然后坐在沙发上，一口一口地喝。他喝的时候不说话，眉头皱着，眼神沉在玻璃杯里，像藏着什么秘密。喝完会轻轻叹一口气，声音很轻，像羽毛落在地上。
我从来没有碰过那个柜子。爸爸说那是大人的东西，小孩子不能碰。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很严肃，像在说一个不容置疑的命令。
但现在，我觉得我也是大人了。至少，我见到了大人才能见到的东西——死亡。我参加了葬礼，看着土把一个人埋起来，看着一个鲜活的生命，变成一个冰冷的土包。我觉得我有资格碰一点大人的东西，有资格尝一尝，那种能让爸爸眉头松开的液体，到底是什么味道。
我蹲下身，拉开了柜门。樟脑丸的味道混着一股淡淡的、辛辣的气息扑面而来。里面果然放着几个瓶子，形状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玻璃的瓶身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冷硬的光。我拿了那个棕色的，瓶身上写着外国字，弯弯曲曲的，我看不懂。瓶子很重，握在手里，冰凉的触感顺着指尖蔓延到手臂。我拧开盖子，一股很冲的、辣辣的味道涌进鼻腔，呛得我喉咙发痒。有点像医院里的消毒水，但又不一样，更沉，更烈，像一把烧红的刀，劈开了沉闷的空气。
我学着爸爸的样子，找了个他平时喝茶的白瓷杯，倒了浅浅一个底。琥珀色的液体在杯子里晃荡，像融化的金子，光线照上去，折射出细碎的光。味道更冲了，辣得我眼睛发酸。
我端起杯子，犹豫了一下，指尖碰到冰凉的杯壁，心跳得很快，像要撞破胸膛。然后闭上眼睛，仰起头，喝了一小口。
好辣！
像一团火，从舌头烧到喉咙，再到胃里。滚烫的热度一路蔓延，烧得我舌根发麻，喉咙发疼，眼泪瞬间就涌了上来。不是难过的泪，是被辣出来的，生理性的，滚烫的液体，顺着眼角滑落，滴在手背上，烫得我一哆嗦。我呛得咳嗽起来，咳得撕心裂肺，胸口的石头好像被震松了一点，又好像更沉了。
但咳嗽完之后，那团火烧过的地方，留下一种奇怪的、麻麻的、热热的感觉。四肢百骸都好像被这团火烘着，暖烘烘的。心里那块空掉的地方，好像被这团火短暂地烤了一下，没那么冷了，但变得更疼，是一种钝钝的、闷闷的疼，像被什么东西裹住了，没那么尖锐，却更磨人。
我又喝了一小口。还是很辣，但这次有准备了，没有咳得那么厉害。那种火烧的感觉又来了，从喉咙一路烧下去，然后热气慢慢散开，散到四肢，散到头顶。脑子里那些灰色的土，那些一锹一锹的画面，好像被这热气冲淡了一点，变得模糊了，遥远了，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
我不知道我喝了多少，大概就是杯底那么一点。但我的脸开始发烫，像发烧时那样，烫得惊人。头有点晕，看东西好像隔了一层水雾，飘飘忽忽的。世界变得软绵绵的，轻飘飘的，脚下的地板像踩在棉花上。心里那块沉重的东西好像也变轻了，虽然还在，但可以忍受了。
真好。我想。原来大人喝这个，是为了这个。为了安静。为了让那些沉甸甸的、让人喘不过气的东西，暂时变得轻一点，再轻一点。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到开门的声音，是妈妈回来了。高跟鞋的声音，在楼道里响起来，一步一步，越来越近。我像被烫到一样，猛地清醒了一点。赶紧把杯子里剩下的一点液体倒回瓶子，拧好盖子，放回柜子里，摆得和原来一模一样。然后把杯子拿到厨房，打开水龙头，用冷水冲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杯子里的辛辣味道消失殆尽。然后跑回自己房间，躺在床上，用被子裹住发烫的身体，闭上眼睛装睡。
妈妈进来看了我一眼，脚步很轻。她摸了摸我的额头，指尖微凉，触到我滚烫的皮肤时，顿了一下。她小声说：“怎么脸这么红？”
我没吭声，睫毛微微颤抖着，假装睡得很沉。
她站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声音很轻，像一声叹息。然后替我掖了掖被角，动作很温柔，像小时候哄我睡觉那样。然后她走出去了，轻轻带上了房门。
我躺在黑暗里，听着妈妈在客厅里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听着她给爸爸打电话，低声说话的声音，模糊不清。身体里的那团火慢慢熄灭了，热度一点点退去，四肢又变得冰冷。那种麻木的、昏沉的感觉还在，但心里空掉的地方又开始灌冷风，嗖嗖的，像刀子割着骨头。但好像……没有那么难以忍受了。
我想，我找到办法了。
找到一种，可以不哭，可以不说，可以让心里不那么疼的办法。
第二天在学校，我变得更安静了。老师提问，我明明知道答案，也不想举手。我的手放在课桌下面，指尖还残留着那种辛辣的味道，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景允墨来找我说话，叽叽喳喳地讲着昨天的葬礼，讲着安语柔以前的事，我也只是“嗯”、“哦”，惜字如金。她看着我的眼神越来越担心，眉头皱着，像打了一个结。但我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说昨天晚上我偷喝了爸爸的酒？说我发现酒可以让世界变安静？
她不会懂的。她还在用眼泪表达难过，而我已经找不到眼泪了。我的难过变成了一块石头，沉在胃里，堵在胸口，只能用另一种更沉重的东西去压住它。
放学后，景允墨又拉我去医院附近的小公园——以前我们三个经常去的地方。樱花早就谢光了，枝头的叶子长得郁郁葱葱，层层叠叠，像一把撑开的绿伞。我们坐在以前常坐的长椅上，椅子的木纹里，还嵌着去年冬天的雪水痕迹。谁都不说话。空气里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像谁在低声哭泣。
过了很久，景允墨小声说，声音像蚊子哼：“烬舟，我们以后……还是最好的朋友，对吧？就算柔柔不在了。”
我没看她，盯着地上爬过的蚂蚁，它们排着队，搬着一块饼干屑，忙忙碌碌的。我说：“嗯。”
“那你别不理我，”她的声音带上了哭腔，尾音发颤，“我好怕……好怕你也像柔柔一样，突然就不见了，或者……或者变得我不认识了。”
我转过头看她。她的眼睛又红了，像两颗浸了水的樱桃，但这次没哭出来，只是眼眶里蓄满了泪，亮晶晶的，要掉不掉的样子，像清晨草叶上的露珠。我突然觉得，她比我勇敢。她还能哭，还能害怕，还能说出“我怕”。而我，只剩下沉默。沉默像一层厚厚的茧，把我裹在里面，看不见外面的光，也听不见外面的声音。
我伸出手，不是很熟练地，拍了拍她的肩膀。动作僵硬，像个木偶。就像爸爸有时候拍我的肩膀那样，很轻，却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
“不会的，”我说，声音干巴巴的，像被风吹裂的土地，“我不会不见。”
至少，我会用我的方式，留在这里。带着这块石头，留在这里。守着这个没有安语柔的、只有我和她的春天。
景允墨抓住我拍她肩膀的手，握得很紧。她的手心有汗，湿湿的，热热的，像一团小小的火。我们就这样握着手，坐在长椅上，看着夕阳把树叶染成金黄色，像撒了一层碎金。看着我们的影子，在地上慢慢拉长，最后交叠在一起，像一条不肯分开的线。
我们没有再说安语柔。但我知道，我们都在想她。也想那个有樱花、有笑声、有无数个“拉钩”的春天。那个春天，永远停留在了去年的三月，停留在了那片粉色的樱花雨里。
春天死了。但我们还活着。
活在一个，没有樱花的、沉默的春天里。
日记的笔迹在这里变得平缓了一些，不再那么用力透纸背，墨色也淡了一点，但依然带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沉重感，像雨后的空气，湿冷而压抑。十岁的林烬舟，用她所能找到的最笨拙、最疼痛的方式，完成了对“失去”的第一次消化——不是化解，而是吞咽，将那份尖锐的悲伤，硬生生咽下去，压成一块沉默的石头，沉在心底最深处。
而酒精，那第一次灼烧喉咙的液体，成了她为自己找到的、暂时的麻药。不是为了快乐，不是为了放纵，仅仅是为了让那难以承受的“安静”变得可以忍受。让她能在没有眼泪的夜晚，独自面对心里那个被挖空的、灌满冷风的大洞。
齐奕棠的手指，轻轻抚过那些因为用力而凹凸不平的笔画痕迹。指腹划过纸页上的沟壑，像触摸着一道愈合的伤疤，粗糙的触感里，藏着灼人的温度。
她仿佛能看见，那个十岁的小女孩，在父亲书房昏暗的光线里，被烈酒呛出眼泪，却又贪婪那片刻麻木的模样。能看见她躺在装睡的床上，感受着身体里那团虚假的火焰熄灭，重新坠入冰冷现实的茫然。能看见她在学校长椅上，被景允墨握住手时，那份笨拙的、不知如何是好的承诺。
“我不会不见。”
这句简单的承诺，像一颗过早埋下的种子，在十年后，在二十年后，长成了林烬舟生命中几乎偏执的责任感与守护欲。她害怕消失，害怕被遗忘，害怕自己在乎的人像安语柔一样，“突然就不见了”。所以她要变强，要站在最前面，要用自己的方式，紧紧抓住所有她在乎的人和事。
哪怕那种“抓住”，最终需要她付出生命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