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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名校代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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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的火车去深圳,我没买到卧铺票,要坐二十几个小时的硬座。
我的座位靠窗,车还没开,手机就开始接连不断的响起来电显示,全是季瑛打来的,我把手机调成静音,放进背包里。
我坐在座位上抱着背包,包里的手机还在不停振动,旁边座位上是个带着孩子的大姐,好心提醒我包里手机响了。
我不得不再拿出手机,看着屏幕上闪动的“季瑛”两个字,深呼吸两口把眼眶里的泪水憋回去,才按下接听键。
“薛时绾,你在哪儿?”
电话那头传来季瑛焦急的声音。
“你是不是又走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我没说话,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不是喜欢我吗?我们不是说好了一起出国,永远不分开吗?为什么?为什么你又要离开,又要把我一个人丢下……”
季瑛的声音说到最后带着哭腔,我刚才拼命憋回去的眼泪又不受控制的流了出来,只能用手捂着听筒,不让季瑛听见我哭的声音。
“……你至少告诉我你要去哪里,我不会去找你,也不会阻拦,只要知道你还在某个地方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我就放心了……求你,薛时绾,求求你……别让我担惊受怕……”
那么要强的季瑛,不论面对谁,遇见什么困难都从没低过头的季瑛,现在哭着乞求我,我再也忍不住,跑到火车的卫生间里打开水龙头,在流水声音的掩盖下捂着脸哭泣。
“薛时绾,我恨你……”
电话那头的季瑛抽泣着。
“我恨死你了……”
我不记得电话是什么时候挂断的,我在卫生间里哭了很久,直到乘务员敲门问我需不需要帮助,我才洗了把脸,匆匆回到座位上。
再打开手机一看,季瑛已经把我的号码拉黑了。
我不争气的又哭了一场。
刘艳的弟弟帮我联系好了蛇头,上船的前一天晚上,我坐在海岸边吹风,接到静姐打过来的电话。
“喂,小绾,你干什么去了?你那个叫季瑛的朋友这两天一直来梦巴黎找我,打听你的情况。”
静姐在电话里听起来有些焦头烂额:“你到底干什么去了?到底有什么天大的事情不能说出来大家一起分担?”
深圳燥热潮湿的晚风把我的头发吹的乱糟糟,我叹了口气:“静姐,我要去国外把薛建国揪出来,我要让罪魁祸首付出应有的代价,不管是由谁来审判,我都一定要让他站上法庭,如果过去的案件已经过了追诉期,我就制造新的案子……我愿意付出一切,来向他报这个仇。”
“不管花上多少年,费多少功夫,我都一定要完成这次复仇。”
静姐:“你想找你爸报仇我理解,但也没必要一句话不说就不告而别呀!你把事情告诉季瑛,也许她还能帮你……”
“不,绝不能告诉她!”
我打断静姐的话:“帮我保守秘密,不要让季瑛知道。她知道了一定会尽全力阻止我。”
“怎么会……”
“因为在计划里,我的生命也是复仇的一部分。”
静姐不说话了,我抹掉眼角深处的泪花,努力睁开眼睛,保持着平静轻松的语气:“答应我,什么都不要告诉季瑛。就让她觉得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渣女恨一辈子吧,恨也是一种活下去的动力。”
2012的夏末,我和其余几个素不相识的人一起,在黑夜爬进蛇头安排的货运集装箱,带着仅仅够维持生命体征的淡水和食物,踏上了前往美洲的漫长路途。
货轮航行在太平洋上,白天温度可以高达40度,几乎热的人要晕过去,晚上温度又骤降,只能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开始的几天我几乎什么都吃不进去,同行的一个中年妇女掰开我的嘴把水灌进来,这才让我挺过了最艰难的几天。
后来我的精神稍微好转,知道那个中年妇女是南方人,姓李,我叫她李姐。
李姐身材强壮,精干利落,操着一口南方口音,身体素质也是集装箱的所有人中最强的,多亏有了她,我们这群偷渡客一个没死,全都活着踏上了美洲的土地。
集装箱卸货,当地接应的蛇头在把每人身上的钱都榨干后,才大发慈悲的发了我们每人一张假的身份证明,放我们自由。
我拿到那张假身份上的名字叫安迪,李姐只看了一眼,就轻蔑地扔进了垃圾桶,面对我惊讶不解的眼神,她解释:“一眼假,这群鬼佬作假技术都这么差劲!”
她瞥我一眼:“你只要肯出钱,我能给你弄来比这好上一万倍的东西,保证连ICE都查不出真假。”
我跟上去追问:“姐,你有亲戚朋友在这里吗?你知道哪里能找到工作挣钱吗?”
李姐回头看我一眼,上下打量一番:“你想找工作?”
我点头。
“看着年纪不大,普通话说得不错,”李姐问:“上过学没?”
我脸不红心不跳的扯谎:“上过大学。”
“去你的吧!”李姐嗤笑一声:“大学生至于坐着集装箱九死一生的混到这儿来讨生活?”
我干脆把背包里那张和季瑛一起在清华门口的合影拿出来,照片上的我戴着季瑛的学士帽,手里拿着她的学位证书。
“真的,你看,今年刚毕业。”
凭借着这张照片,李姐半信半疑的信了我的话,她把我带到法拉盛,那是一片华裔的聚集地,她的丈夫是个说粤语的瘦小男人,在那条街上开了一家中餐馆,卖手工水饺和小炒菜。
我开始在餐馆里包饺子,天不亮就要被李姐的大嗓门喊起床剁馅,一直在烟熏火燎的后厨忙活到下午太阳下山,中间只有一顿午餐的时间可以休息,每顿饭的内容都是没卖完的剩饺子。
我的吃住都在店里,每月工资是八百美元,拿着这点微薄的工资,我干了半年包饺子的活。
半年后的某一天,李姐让我和她一起上二楼,她说有其他活要交给我。
一楼是对外开放的餐馆,二楼一半是李姐和她丈夫住的卧室,一半是一间会客室,不过她之前从不让我上去,也没和我讲过会客室具体是做什么用的。
我跟着李姐踏上神秘的二楼,拐进会客室,这里布置的像某个大公司的办公室,电脑、打印机、传真机一应俱全,柜子里堆满了一本又一本的文件夹,李姐戴上一副和她气质极不相符的细框眼镜,抽出一份文件递给我。
“一周之内写好六千字论文交给我,要求都在上面。”
我接过来一看,全英文的文件上列出了论文主题和阅读文献,我刚开口想问点什么,就听见李姐说。
“每千字五十美元,这篇写好了,以后就不用再包饺子了。”
我什么都不问了,闭紧嘴巴拿着文件下楼,用餐馆前台的那台破电脑忙活了一周,幸好论文主题不是专业性很强的理工科,我靠着高中剩下的英语底子和这半年学到的东西,勉强参考着文件上列出的文献凑够了六千个单词,卡着最后期限交给李姐。
我忐忑地等待着,李姐戴着眼镜仔仔细细看了一遍,最后收下这篇论文,从钱包里抽了三百美元给我。
“勉强合格,以后好好干。”
从那以后,我的工作就从包饺子变成了写论文,随着我的技术越来越熟练,李姐也越来越信任我,我的办公地点从餐馆的前台变成了会客室,我也逐渐明白了,自己干的是帮大学生代写作业的生意。
李姐有个庞大的客户群体,主要都是家里有钱没地方烧的富二代们,成绩不好被家里人送出来,但大学可以花钱进,毕业证却不是那么好拿的,这群有钱没脑子的二世祖们有需求,李姐和我就正好能靠这个挣钱。
都说熟能生巧,我的写作技术越来越熟练,甚至学会了做海报和PPT,从第三年开始,李姐就彻底放下心来,让我直接和客户接触沟通,每到期末周,我一天甚至可以接到四个远程线上替考的订单。
客户带上特制的摄像头眼镜,将试题内容线上传递给我,我写好答案后再通过耳机传递给客户,通过这种方式,几年下来我几乎把各大高校的考试都参与了一遍。
我在沃顿商学院考过经济法,在斯坦福答过投融资管理,在芝加哥大学做过商业分析海报,所幸这些被父母送出国的富二代们选择的专业都十分集中,作为一个收了钱就十分敬业的代写,我对这些大学的课程比某些真正拥有毕业证的学生还精通。
我是个国内高中都没毕业的偷渡客,没身份,没学历,更没钱,可我手下写出的论文却被那些世界名校评选为优秀作业,那些在我年少时以为遥不可及的顶尖学府,似乎也早就褪去了光环。
李姐把我视作她的摇钱树,她甚至在二楼专门给我装修了一间房作为卧室,出钱给我买了电脑作为办公用品。
我在国外的第四年,李姐把她的两个小孩从国内接了过来,大女儿十二岁,小儿子八岁,两个小孩都黑黑瘦瘦的,和李姐丈夫一样说一口粤语。
李姐让这两个孩子和我学普通话,让我抽时间教他们英文。
“小薛,我就是个初中毕业,孩子他爸更是小学五年级就没念了,都没文化。我们就算挣了再多钱,也是为了孩子未来不用受同样的苦,你空余时间多教教他们,我每个月多给你开五百美元。”
或许是真的希望我能教好她的两个孩子,李姐还免费给我弄了一张比蛇头逼真很多的身份证明,她拍着胸脯和我保证,只要不是FBI上门□□,一般警察都看不出问题。
我收下那张身份证明,提出另外的条件,只要她能做到,我保证把她的两个孩子都送进顶尖大学。
李姐很爽快:“你说,就算是办不到,姐也给你想办法!”
“我要找一个人,他是2005年逃到国外的通缉犯,他叫薛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