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章 上一章 目录 设置
2、第二章 米哈伊 ...
-
米哈伊尔记得，一九三七年的秋天好像特别长。
不是日历上的长，是感觉上的长。每天都是一样的：早上被冻醒，喝粥，上学，放学，劈柴，吃饭，睡觉。太阳从东边的烟囱后面升起来，从西边的水塔上面落下去，一天就没了。第二天又重复一遍。重复到一定程度，日子就像被拉长的面团，看起来在变长，其实还是那个味道。
十月的一个星期六，学校不上课。米哈伊尔本来想睡个懒觉，但天刚亮就被走廊里的吵闹声弄醒了。有人在吵架，声音很大，是楼下那个退伍老头的嗓子，骂的是脏话，中间夹着几句含糊不清的乌克兰语。米哈伊尔翻了个身，把枕头压在脑袋上，但声音还是钻得进来。他索性坐起来，穿上衣服，走到走廊里。
走廊上站着三个人。退伍老头——大家都叫他“科里亚爷爷”，其实他姓什么没几个人知道——光着脚站在自家门口，穿一条条纹秋裤和一件旧军大衣，脸涨得通红，对着隔壁那户人家喊。隔壁住着一对年轻夫妻，男的叫彼得罗，在铁路段当扳道工。彼得罗站在自己门口，手里拿着一把扳手，不是要打人，是刚从夜班回来还没来得及放下。他的妻子站在他身后，抱着一个两岁的孩子，脸埋在孩子的头发里。
“你家的鸡跑到我的走廊上拉屎！”科里亚爷爷喊。
“我们家没有鸡，”彼得罗说。
“没有鸡？那这屎是谁拉的？”
“也许是老鼠。”
“老鼠能拉这么多？你当我瞎？”
两个人的争论从鸡屎的真伪问题，逐渐升级到走廊使用权的归属问题，然后上升到对对方人格的整体否定。米哈伊尔靠在自家门框上，把下巴搁在门框的横木上，看着这场闹剧。他看得很认真，但不是因为感兴趣，是因为没有别的事可做。
他妈从房间里出来，披着一件旧开衫，头发还没梳，看了一眼走廊里的阵势，说了句“早不吵晚不吵”，然后把米哈伊尔拽回了屋里，关上了门。
“别在外面站着，”他妈说，“人家吵架你凑什么热闹。”
“我没凑热闹，我就是看看。”
“看看也不行。把门关上。”
米哈伊尔把门关上。走廊里的喊声被门板隔了一层，变成了嗡嗡的底噪，像远处在打雷。
他爸还在睡觉，脸埋在枕头里，被子拉到头顶，整个人像一截被塞进被子里的木头。米哈伊尔知道他爸昨晚回来得很晚，他睡着之前没听见开门声，应该是后半夜才回来的。他不知道他爸在忙什么，也没问。
早饭是他妈去食堂打的——两碗小米粥，两个黑面包，一小碟酸黄瓜。食堂在这条街的拐角，走过去五分钟，他妈端着搪瓷盆子过去又回来，粥还是热的。米哈伊尔喝粥的时候，他爸醒了。
他爸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动作很慢。先坐起来，在床边坐了一会儿，像在确认自己醒了没有，然后穿上拖鞋，走到桌前，在米哈伊尔对面坐下。他脸上的表情不多，眼皮有点肿，嘴唇发干。
“昨晚回来晚了？”他妈问。
“嗯。”他爸拿起勺子，喝了一口粥，皱了一下眉头，“凉了。”
“你也不看看几点了，食堂的粥是六点半打的，现在都快八点了。”
他爸没接话，继续喝粥。他喝得很慢，一口一口的，像是在完成一项需要耐心的任务。米哈伊尔看着他爸喝粥的样子，忽然觉得他爸变老了一点。不是老了，是累了。三十二岁的人，看起来像是三十五、三十六。眼睛下面的阴影比以前深了，嘴角那条伤疤好像也更深了，从左边嘴角一直延伸到下巴，像脸上裂了一条缝。
米哈伊尔喝完粥，把碗里的最后一口粥用面包片擦干净，塞进嘴里。他站起来，把碗放进水槽里，然后走到门口穿鞋。
“去哪儿？”他妈问。
“出去走走。”
“别走远了，中午回来吃饭。”
“好。”
米哈伊尔出了门。走廊里的吵架已经散了，地上有一滩水渍，谁洒的说不清楚。他下了楼，站在街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十月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空气里有一股煤烟味，混着枯叶腐烂的气味，还有一丝说不清的甜味——也许是哪个院子里在烤什么东西。
他往左拐，沿着社会主义大街一直走。这条街不长，从这头走到那头大概二十分钟。街两边是一排两层和三层的楼房，外墙刷着灰浆，灰浆掉了一块一块的，露出里面的砖。底层有几家铺子——一家面包店，一家卖鞋的，一间理发店，还有一个门面很小的国营杂货店。面包店门口永远在排队，不是因为这家的面包特别好吃，是因为别的面包店更远。
米哈伊尔走到面包店门口的时候，看见排队的队伍从门口一直延伸到街角，大概有二十几个人，大多数是女人，裹着头巾，手里提着网兜或布口袋。队伍移动得很慢，前面的人进去了，后面的人往前挪一步，然后继续等。没有人聊天，没有人抱怨，所有人都在沉默中完成这件事。排队是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呼吸一样，不需要发表意见。
他继续往前走，走到电车轨道那里。一辆电车从对面开过来，车厢里的人比上次看到的更多，脸贴在玻璃上，挤得像罐头里的鲱鱼。米哈伊尔站在路边等电车开过去，然后跨过轨道，走到街道的另一边。
另一边有一个市场。不是正规的市场，是自发形成的那种——一块空地上，有人铺了一块油布，在上面摆几棵白菜、一堆土豆、几个鸡蛋，就开张了。卖东西的人大多是附近的农民，天不亮就赶着马车进城，在路边蹲一天，把自家地里种的东西卖掉，再买一些盐和火柴回去。米哈伊尔在市场里转了一圈，看中了一个卖苹果的老太太。老太太面前摆着一个篮子，篮子里装着二十几个苹果，不大，青色的，有的上面有虫眼。她蹲在地上，两只手拢在袖子里，目光从眉毛上面射出来，扫视每一个经过的人。
米哈伊尔没有钱，他只是看看。他站在离老太太三步远的地方，看了那些苹果一会儿。苹果的青皮上有一层白霜，摸上去应该是涩的。他想象了一下咬一口的感觉——脆的，酸的，汁水从牙缝里挤出来。他咽了一下口水，转身走了。
从市场出来，他沿着一条小路走到了铁道边。这里是货运列车的编组站，十几条铁轨并排铺开，密密麻麻的，像梳子的齿。铁轨上停着一些车厢，有的装满了煤，有的装着原木，有的敞着门，里面空空的。一个铁路工人扛着一把扳手从铁轨上走过去，踩在枕木上，一步一根，走得稳稳的。米哈伊尔蹲在路边的土坡上看了一会儿。枕木上的沥青在太阳底下有点发软，反光，像一层黑色的糖浆。
一只猫从铁轨下面钻出来，黄白花的，瘦得能看见肋骨的轮廓。它看了看米哈伊尔，没有走近，也没有逃跑，就那么看着，尾巴尖轻轻抖了一下。米哈伊尔也看着它。人和猫对视了几秒钟，然后猫转身走了，消失在另一条铁轨下面。
米哈伊尔在铁道边待了将近一个小时。他看了两列火车从编组站开出去，一列往东，一列往西。往东的那列拉的是煤，走得慢，车轮在轨道接缝处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节奏很稳，像心跳。往西的那列拉的好像是木材，但上面盖了帆布，看不出到底是什么。帆布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面灰色的旗。
快到中午的时候，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往回走。走到面包店门口的时候，队伍终于短了一些，还有七八个人在等。面包店的门开着，能闻到里面飘出来的面包香味——那是黑麦面包的气味，酸酸的，厚重的，像发酵的土地。米哈伊尔加快了脚步。
到家的时候，他爸已经出门了。他妈在厨房里切土豆，刀落在案板上，笃笃笃的，节奏很快，像有人在敲桌子。
“洗个手，准备吃饭。”
中午饭是土豆汤配黑面包。汤里的土豆切成了小块，煮得烂烂的，用勺子一压就变成泥。米哈伊尔把面包掰碎了泡在汤里，等面包吸满了汤水再吃。这样吃容易饱，而且每一口都有味道，不会干巴巴地咽不下去。
他妈坐在他对面，自己没怎么吃，在看一张从厂里带回来的通知。通知是用打字机打的，纸很薄，字迹洇开了，有些词看不清。她看了两遍，把通知折起来，塞进围裙口袋里。
“妈，那是什么？”米哈伊尔问。
“厂里的通知，”他妈说，“下星期开始上班时间改了，早班提前半小时。”
“哦。”
“还有一件事，”他妈顿了一下，“你爸可能要去出差。”
“去哪儿？”
“没说。可能去莫斯科，可能去基辅。厂里的事，说不准。”
米哈伊尔又“哦”了一声，继续喝汤。出差这件事在他脑子里没有具体的形状。他爸以前也出过差，去了两三天就回来了，带回来一包糖果或者一袋干鱼。那些糖果是硬糖，圆形的，用花花绿绿的糖纸包着，含在嘴里能甜很久。他不知道这次出差会不会也带糖果回来，但他不会问。问了就有可能失望，不问的话，有就当惊喜，没有也不亏。
下午，米哈伊尔在家里写作业。算术作业是十道加减法，他已经写完了。俄语作业是把一篇短文抄一遍，他用铅笔抄得很慢，一笔一划的，力图把字写得端正。但他的手指头不听话，写出来的字还是歪歪扭扭的，“е”和“ё”上面的两点经常忘了点，看起来像同一个字母。他没有涂改，就这样交了上去。
写完了作业，他没事可做，趴在窗台上看外面。窗外正对着社会主义大街，街上有几个人在走路，不多，稀稀拉拉的。一个老太太提着一个网兜，网兜里装着几根胡萝卜。一个男人骑着一辆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公文包，骑得飞快，裤腿被风吹得鼓起来。两个小男孩在追一只鸡，鸡跑得很快，翅膀半张开，咯咯咯地叫着，从路的一边窜到另一边。小男孩追到路口就停了，站在原地看着鸡跑远，然后转身往回走，好像在说“算了，追不上”。
米哈伊尔看着那只鸡跑远了，消失在街角的杂货店后面。他忽然想起早上走廊里的那场吵架，科里亚爷爷骂“你家的鸡跑到我的走廊上拉屎”。那只跑掉的鸡，是不是就是彼得罗家的那一只？他不知道，也不重要。
黄昏来得很快。十月的太阳落得早，五点多钟天就开始暗了。米哈伊尔从他妈手里接了一个任务——去面包店买明天的面包。他妈给了他一张面包票和三戈比硬币，告诉他要买一条黑面包、两个白面包。黑面包是主食，白面包是给他爸的——他爸胃不好，白面包比黑面包容易消化。
米哈伊尔攥着硬币和面包票，走到面包店门口。下午的队伍比早上短了很多，只有五六个人。他排在最后一个，看着前面的人一个个进去、出来，手里提着布口袋，口袋鼓鼓囊囊的，冒着热气——刚出炉的面包还是热的，蒸汽透过布口袋渗出来，带着一股让人心安的气味。
轮到他的时候，他把面包票和硬币递进窗口。窗口里面坐着一个胖女人，穿着白围裙，头发用白帽子包着，只露出一张圆脸。她接过票和钱，数了数，从架子上取了一条黑面包和两个白面包，用一张牛皮纸包了，塞进米哈伊尔的手里。
“拿好了，别掉了。”
“不会掉的。”
米哈伊尔把面包抱在怀里，像抱一个婴儿，慢慢地往回走。黑面包的热气透过牛皮纸传到他的胸口，暖洋洋的，像有人在怀里放了一个热水袋。他低头闻了一下，黑麦的酸味和面粉的甜味混在一起，钻进鼻子里，让他觉得这条路可以再走长一点。
他故意绕了一个弯，多走了五分钟。不是为了看什么，就是为了多抱一会儿那个热乎的面包。
到家的时候，他爸已经回来了。他爸坐在桌子旁边，面前摊着一张报纸——不是《真理报》，是一张本地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工人报》。米哈伊尔把面包放在桌上，他爸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句“回来了”，然后又低头看报纸。
“嗯，回来了。”
晚饭是面条。面条是他妈自己擀的，面揉得很硬，切得粗细不匀，有的宽有的窄，煮出来有的已经烂了，有的还有点夹生。但浇头不错——用昨天那块咸肉炒了一个酱，咸肉的酸味被油一炒就跑了，只剩下咸味和肉香，拌在面条里，每一根面条都裹上了棕色的酱汁。
米哈伊尔吃了两碗。吃完以后肚子鼓鼓的，靠在椅背上，不想动。
他爸吃完面以后点了一根烟。他平时不怎么抽烟，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白海”牌香烟，抽出一根，划了根火柴点上，吸了一口。烟雾从他的鼻孔里喷出来，慢慢升上去，碰到天花板就散了。
“今天，”他爸忽然开口了，声音不大，“厂里开了个会。”
他妈正在收拾碗筷，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收拾。“什么会？”
“关于……纪律的。关于……”他爸又吸了一口烟，把后半截话吞回去了。他坐在那里，手里夹着烟，烟灰积了长长一截，没有弹掉，最后自己断了，掉在地板上，他妈明天早上擦地时会发现。
米哈伊尔假装在翻课本，耳朵竖着。
“最近，”他爸说，“厂里有些人……被调走了。”
“调去哪儿了？”
“没说。反正是调走了。不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了。”
他妈把碗摞在一起，端到走廊里去洗。水龙头的声音盖过了两个人的沉默。等水声停了，他妈回来了，手上湿漉漉的，在围裙上擦了擦，然后在床沿上坐下来。
“阿列克谢，”她说，“你自己呢？”
“我没事，”他爸说，“我又不是厂长，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谁会注意我？”
说完这句话，他爸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那个烟灰缸是一个旧罐头盒，盖子被启罐器切开了，翻卷的铁皮上面全是烟蒂的烫痕。他爸看着那个罐头盒，看了很久，像一个字都不认得的人在盯着报纸发呆。
米哈伊尔没有说话。他把课本翻到后面几页，其实一个字也没看进去。他听到了“调走了”和“谁会注意我”，他能感觉到这两个短句中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连着什么东西。他说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就像你站在河边，看不见水下面的鱼，但你知道下面有东西在动。
那天晚上，米哈伊尔躺在床上，久久没有睡着。不是因为他一直在想事情，而是因为他爸和他妈还在说话，声音很小，隔着墙壁和被子，像两只蚊子在嗡嗡嗡。他听不清说了什么，只听得见语气的轮廓——他妈的声调比较高，他爸的比较低，低到几乎听不见。两个人像在用一个音阶说话，一个在高音部，一个在低音部，合在一起让人想闭上眼睛。
他闭上眼睛，但没有睡着。他听见窗户玻璃纸被风吹得沙沙响，听见走廊里的炉子偶尔有一块煤塌下去的声音，听见楼下的科里亚爷爷在咳嗽，一连串的，像机关枪。这些声音一个一个地落到他耳朵里，有的近，有的远，有的重，有的轻，像有人在不紧不慢地往一个空罐子里扔石子。
后来，声音都渐渐小了。他妈的声调没有了，他爸的低音也没有了。炉子不响了。科里亚爷爷不咳了。连窗外那棵白杨树的叶子也不动了。整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好像都安静了下来，像一杯放久了的水，杂质全沉到了杯底。
米哈伊尔在那种安静里慢慢沉下去，沉进一个没有梦的夜里。
第二天早上，他醒来的时候，发现枕头旁边放着一块硬糖。
圆形的那种，花花绿绿的糖纸包着，跟他爸以前出差带回来的一模一样。
他看了看糖，又看了看他爸睡的位置。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放在被子上面。
人已经走了。
米哈伊尔把那块糖拿起来，隔着糖纸捏了捏，硬的。他没有剥开吃，而是把糖塞进了裤兜里。然后他穿上衣服，走出房间，去走廊里倒水洗脸。
走廊里，科里亚爷爷正站在自家门口喂一只猫。那只猫正是昨天他在铁道边看到的那只——黄白花的，瘦得能看见肋骨的轮廓。科里亚爷爷把一块黑面包嚼碎了，放在手心里，让猫舔着吃。猫吃得很小心，舌头一卷一卷的，把面包屑卷进嘴里，连掉在地上的碎渣都舔干净了。
“早，”米哈伊尔说。
科里亚爷爷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哼了一声，算是回应。然后他低下头，继续看那只猫吃面包。
米哈伊尔从走廊的窗户望出去，社会主义大街的天空灰蒙蒙的，十月末的太阳还没完全升起来，只在东边的地平线上留下一抹暗红色的光。烟囱里冒出来的烟是直的，说明外面没有风。没有风的日子，冷也不会太难受。
他摸了摸裤兜里的硬糖，那颗糖还在。
他把手伸进去，摸了摸糖纸，像在确认它还好好地在那里。然后他把手抽出来，走到炉子旁边，给自己的搪瓷杯里倒了半杯热水，端回了房间。
热气在杯口上方形成一小团白雾，转瞬就散了。
